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翌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发刊词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新青年》浸染了整个时代，成了一代青年的启蒙圣经，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开启功莫大焉。据周策纵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杜威说，这些报纸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问号”，“在一个信仰既有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1919年5月2日，巴黎和会传来最新消息，因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私订密约，战败国德国要将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得知后，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北京的大学生们激愤了。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项：“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据许德珩回忆，1919年5月4日早晨，北京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约计3000余人。“我们在天安门停了好久，向群众说明游行示威的意义，群众因之也就参加的多了，游行示威的人数因之也就增加了。有人提议往东交民巷示威，于是游行队伍到了东交民巷西口的美国使馆。当时的东交民巷是使馆区，一向不许中国人成群结队进出。我们在军警林立的情况下，先到美国使馆递了英文声明(说帖)，说明游行示威的目的，群呼口号之后过去了。再到日本使馆，军警围了三四层，其中还有许多日本军警，真是如临大敌。我们在这里待了很久，大家不想同日方正面冲突，高呼口号后，有人提议‘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于是出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直奔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家。”
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的签字人，正是青年们讨伐的目标。到了赵家楼胡同时，已有上百名军警把守，但大多态度暧昧，并未采取强力措施。学生们做了些说服工作，竟然说服了军警，让学生们进了胡同。曹宅朱门紧闭，怎么办？高师有位高个子学生叫匡互生，趁军警不备，让一位同学踩上自己的肩膀跳进宅内，打开了两扇大门。学生们一拥而入，拖出来一个像是宅主的人，大打出手，事后方知此人是章宗祥。余慎初先生回忆说：“如果当时没有匡互生，游行队伍闹一阵后很可能就各自返校，五四运动也许就会改期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开始大肆搜捕学生。一位五四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者。”直系将领吴佩孚也致电徐世昌，声援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孙中山得知消息，更其激动，干脆写信给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五四运动感染了全社会，1919年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红莲的妓女联络上海名妓，组织起了“青楼爱国团”，她们携手上街，声援学生，并在印发的传单中称：“我们花界，斯也虽剪，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五四冲击波也让青年们的反叛热情达到高潮。一位当年的见证者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有五四亲历者回忆说：“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郑振铎还特意写了一首诗《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挡。/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权威！”蒋梦麟说，五四事件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
五四运动爆发时，适逢美国哲学家杜威来中国访问。1919年6月20日，他从北京给女儿写信说：“要使我们国家十四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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