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我去置了点家具，从家具城出来，出口区停着两辆单厢小货车，我看见一个车厢里有个弯着腰的人影。“师傅，这是……”话还没问完，他就转过身来：“开的开的。”
我报上了地址，估摸着不超过8公里的路，百元以上就是宰人。“80元。”那人想了想说。还凑合，但常识提醒我一定还有砍价的空间：“70块吧？”
“呵，好吧。”他答应了，笑了笑。
就是那一笑，使我疑云全消。他细长的眼角有很深的鱼尾纹，虽然穿着工装却不显得乱，关键是，那种笑里的善意是不掺假的。我上了他的车，坐在他的右侧，把东西放在后厢里，车厢肯定不是很干净，可是我想不起来去挑剔这些。
我坐过不少次卡车，经常被司机，或者被同行的人发配到后厢去，忍受一路颠簸，我还挺乐意，这也算是自我挑战了。公司搬迁过一次，机房主管要我帮着运送电脑。一堆大纸箱堆在后边，我负责看管。物流公司的人从主管手里接过烟卷，就像是老朋友似的，自己径直上了前排座位。“你坐后边咯。”当然，我没二话。后厢顶上有个天窗，车到半途，我实在忍耐不住，站起来把脑袋伸了出去。电车线纵横交错，七零八落地勒着行道树，在天桥下面，鼻子能感觉到清风，人却觉得被封在了高压舱里似的，一边觉得窒息，一边被裹着不停地旋转。抵达目的地后，我还能跳下车，站稳，让血液回到煞白的脸上，机房主管说：“哦，你行。”
于是，我对搬运工人的劳苦，算是有了点切身体会。遇到议价的时候，想到肠胃里乾坤颠倒的滋味，就会不忍心。然而，社会一直在教我，跟陌生人打交道，你最需要提防的，是那些一眼看去就跟你不是同一出身的人。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确认偏误”，你总会设法确认自己已有的观点，把新出现的反例当作例外。确认偏误导致一个人越来越深地陷入在自己的成见里，可是，有些成见，如“不要相信外地人”“不要相信乡下人”，似乎的确能为我们免去潜在的麻烦：它们促使我们提前防患，例如预先谈好价格，杜绝被人讹诈的可能。
但人跟人又如此不同。我坐在司机右边，面前是旧手套、茶杯以及干活人的一应杂物。他拿出一张胶带纵横的地图，眯起眼睛看路线。这些东西和动作都让我心安，手套意味着经验，地图则显出一个人的本分——因此我对他有了信任。他的车厢与众不同，没有一丝烟味，这太罕见了。我想起学车时，负责指导我的那个灰头土脸、60岁左右的男人，还算是本地人，整日烟熏火燎，逼得我在寒冬大开车窗。有一次我刹车猛了点，遮光板内还掉出一本被翻破了的《人之初》。我那个呕劲啊，就别提了。
车发动后一路无话，节前道路空疏无人，加上晴天，心情竟十分明朗。快到家时，我问他是不是不抽烟。
“我们家的人，可奇怪了，没人抽烟，”他说，“我爸爸不抽，我不抽，现在我儿子也不抽。”
“太少见了。”
“哈，抽烟才好，可以显出男子汉气概。”
文字很乏力，不要去信任它能够传达一个真实的画面，一种真实的感受，或者一个道理，它可能连传达一半都做不到，所以也不要执迷在文字的纠葛里面。我无法用文字解释，为什么听到这么几句简单的话，我会产生幸福感。我那天背在包里，去家具城的路上刚好在读的一本书，可以借来做个旁证。
这本书是日本导演山田洋次写的《我是怎样拍电影的》，我刚好读到山田引用一位“海音寺潮五郎先生”的话。潮五郎说：“知识分子的弱点在于不相信自己的感性。”山田赞同说：“知识分子有种倾向，一味认为感性这东西是骗人的。所以，不经过脑袋的解释，他们是断然不取的……好的不敢赞美它是好的，美的不敢赞美它是美的。”他针对的是当时许多导演所犯的错误，他们凭自己的主观意识搞创作，使得电影“开始脱离人民大众”。
山田是个老派人，三观跟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差不多，他的“寅次郎”系列对80年代的中国人有些影响。“人民”“祖国”“正确的价值观”“追求美的欲望”“主观意识”“客观环境”之类陈旧的话语在这本书中很常见，可是很奇怪，我一下子就读了进去。山田说很多人瞧不起“娱乐电影”，但他们没想到，“要创作出一部具有娱乐性的作品是何等艰巨的任务”;他说电影人必须尊重观众，塑造的人物“要让观众感觉到他就在自己的身边”;他说日本人要做出优秀的电影创作，“必须热爱日本人的文化、日本人的生活以及日本人本身”;他还说，“创作者和听众、观众之间，必须建立一种心心相印的关系”。
我说不清为什么会被这些简单至极的话击中，就像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货车师傅的一句“哈，抽烟才好”，会让我十分感动。确实，如山田所说，知识分子都不相信感性，就我所见，好像人人都在见缝插针地施展聪明，希望语出惊人，换来一片“这是你写的？太有才了”的呼声。在某一方面有知识专长的人，看谁都是外行，谁说了点什么，只要剐蹭到他的领域，哪怕只是几个数字，他都要拿出冷若冰霜的权威口吻码几段字出来，训谕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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