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为我父母工作的关系，外公的追悼会格外隆重，许多他生前从未见过的领导前来出席。
对于这种局面，外公本人一定非常不喜欢。
外公晚年时尤喜清静，每逢家里来了什么客，他总是板着脸一个人躲在房间不出来。妈妈说这是老年人的古怪，接着她想了想又说，外公年轻时也本就是个内向的人，不讨人喜欢。可我却最喜欢内向的外公。
他写得遒劲书法，弹得悠扬钢琴，英语俄语都流利，跑步养生，吃斋念佛，每天清晨五点起。直到九十岁，他还是全家最高雅最有才情的人。我们学校的汗衫我嫌不洋气要扔掉，他最怕浪费，当作老头衫收去穿。有时我陪他散步聊天，他瘦高清雅气质不凡，带着高度近视镜，汗衫背面印着校名，同小区的邻居见了常常问他是不是北大的教授。
二
外公出生于豪门，家族和蒋氏联姻，但他又是族中异类，忤逆母亲去学医，除了治病救人什么也不过问。早年他在国民党军队中行医，部队被林彪部队打败收编，他又继续在共产党军队中行医，因此在全家逃往台湾时，只有他留下了。他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人命，这既使他一生坎坷，又使他否极泰来。“文革”中被打成“右派”，他带着我妈妈，下放去偏远的农村，幸而那里质朴的乡下人也不谈政治。他一个高度近视，走路都要摔下田埂去，干不了什么农活。但乡亲们很快就不让他干农活了，而是把他当作神一样拥戴，他们发现他真是个神医。
他嘱咐一个乡民千万别让妻子生育，那乡民不听信，说这在农村是不可能的，他的妻子很快就在生第一胎时死于非命。他也会在一群挤在急诊室外酷似号丧的愚昧亲属们面前自信而淡然地丢下一句“死不了”。
下放数年，他又救了不计其数的人。妈妈回忆说，那时候家里的粮食和蔬菜常年不断，都是患者送的。待他回城时，乡亲们哭着喊着，举着各种食物把车团团围住。
三
回了城的外公发现自己外科主任的职位被比他医术差很多却通权谋的人占了，他不愿屈就，但性格所致，又不懂争抢，便提早退休了。他有些为不能再行医救人而感到遗憾，好在没过几年，我妈就成了一名军医。
他在女儿身上又看见了自己。
他见她一样治病救人，又兼任军乐队首席小提琴手，觉得她这样又爱人又爱生活，自己就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
但他明明是个凡人，还是会感到委屈。
外公晚年时去拜访曾经的同事，他们都住在老干部疗养院，回家后他就觉得有些失落。妈妈安慰他说那里哪有家人照顾得好，你有孝顺儿孙，比他们不知幸福多少倍。外公便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妈妈是最懂他的，所以做尽努力三番五次去找领导，办各种手续，为他名正言顺地争取来一本老干部离休证。他如获至宝，从此那个小本本从不离身。
四
外公一生没有遇到过特别好的事，如果说幸福有那么一丁点，与他付出的相比也微不足道。
在“文革”动荡中，外婆划清界限与他离婚，带走了小姨和舅舅，可谓妻离子散。
他节俭一辈子，连灯都不舍得开，用省下的钱买了一套小小的商品房要留给妈妈，却遭遇一房多卖，官司一审二审全部胜诉，却多了十年不强制执行，房子给人霸占了十年，最后只得了原价赔偿。
他被称为神医，救过无数人的命，晚年得小病竟一直不能痊愈，他笑着说如果自己还能拿得起手术刀定将自己治好。到九十岁，进医院做了个极小的手术，可住院期间医生开给他的营养剂全被护士换成葡萄糖，护士把营养剂偷去卖那么点钱，却使这样好的一个老人因抵抗力低弱死于院内感染。
解放以后，他身边就再没有亲人。直到1990年代，在香港工作的姨父安排他去香港，与从台湾赶去香港的他的亲哥哥见一面。我们无法直接目睹当时的场面，用姨父的话来说就是“两个老头子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他们都十分清楚，这将是他们此生见的最后一面，仅有的一次见面。
外公从香港回来，把哥哥送他的金条全打成首饰，一人一半分给我的妈妈和小姨，自己什么都不留。他后半生也一直在为子女存钱，省吃俭用到极点，除了我送书他会高兴地收下，妈妈、小姨无论给他买什么他都会非常生气，弄得儿女十分为难。每每给他买什么，都说是朋友送的，衣服鞋子是“朋友送的”，饼干糕点是“朋友送的”，毛巾被子也全是“朋友送的”，不是乱花钱，如此，他才能欣然接受。
他也有小气得可爱的一面，每当家里有什么食品临近保质期终点，又吃不完，他就要整理出来包装好叮嘱我妈妈给“朋友们”送去。放在平时，正常的食品他可舍不得送给别人。
外公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拥有世上最孝顺的儿女。我妈妈是他一手带大的，他自然一直跟着我们家生活。活到八十多岁，小姨搬到我家楼上，房子更大，是跃层空中别墅，他就搬上去与小姨父一起生活。无论他跟着哪个女儿，都对他百依百顺敬爱有加。外公唯一不喜欢的是舅舅，嫌他不上进没出息，又看不惯他的生活作风，平时不怎么和舅舅说话。即便如此，当他老了、病了，舅舅还是日夜不离地陪在病床边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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