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安徽的一所中专任教，那是我一生中比较艰难的时候。
小时候在家里，再苦再难，都有父母撑起一片天，小孩子不会有太多忧患。上大学后，学校是天，有班级有宿舍有补助金有老师有同学，有听不完的讲座看不完的书燃烧不尽的青春激情，还有80年代大学的启蒙氛围。现在，离开村庄，离开家人，离开大学，离开青春岁月的朋友，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独自面对生活的全部，一切都变了。那一年，我刚刚20岁。
我工作的学校很小，只有一幢楼，二十几个老师，两个班的学生。学校有个小食堂，一年四季，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菜，炒土豆，炒白菜，炒茄子，荤菜与素菜的区别就看里面有没有肉。开饭时间很短，中午过了12点，下午过了5点半，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好回去泡方便面。一到了寒暑假，食堂就彻底关门了，那时候，吃饭就成了我最大的问题。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做饭倒是会，但一个人做饭的成本很高。别的不说，光买肉就是个问题，多了浪费，又没有冰箱，少了别人不卖。那时候工资很低，一分一毫都得仔细着花。
比起吃饭，最难熬的还是寂寞。一到寒暑假，整个学校就没人了，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教学楼顶层西北角的一间小屋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当然也没有手机，一个人一间小屋而已。夏季，顶层酷暑难耐，热浪滚滚，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滚烫。到了冬季，又寒冷得出奇，只好坐在被窝里看书，《金庸全集》我就是1988年寒假看完的，武侠的恩怨情仇刀光剑影，给了我那个冬季些许的温暖。从我的住处往北，不远处是火葬场，白天能看到缕缕白烟，晚上四野寂静，只有西北风呼啸吹过。一灯如豆，一个似乎被城市抛弃的青年只好靠看书度过那些漫长而空寂的夜晚。偶尔，楼梯上会传来脚步声，我侧耳，倾听，等待脚步越来越近，等待有人敲门。
其实，在这个城市我不认识什么人，一户亲戚，几个大学同学，那时联系不便，彼此又都很穷，所以来往走动得并不经常。我认识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学生了，由于是中专干部学校，有些学生比我岁数还大，当然，他们也几乎都比我有钱。尤其我教过一届厂长班，其中不少来自酒厂，是他们教会我喝酒，让我在清贫寂寞的青春岁月中感受酒的光芒。很多夜晚，他们中的某一位，会提着一瓶酒两个卤菜，敲开我的宿舍，那必是一个人越来越多、话越来越密、夜越来越短的夜晚。他们中的另一位，会笑眯眯地给我提上一壶散装白酒，自家工厂的，随便喝。那一壶白酒，会就着榨菜萝卜干，陪我度过最寂寥的长夜。
除了学生，前来敲门的，可能就是诗人们了。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诗人们一贫如洗却行走于江湖，靠的就是各地的诗友了，有的在杂志上相识，有书信往来；有的就靠朋友间的书信相托了，一个诗人远行，朋友们就搜肠刮肚，理出一份联络图，写上一堆推荐信。我地处偏僻，却也有诗友上门，免不了寻上一个小酒馆大喝一顿，那一顿，常常就是小半个月的生活费。穷，让诗人的生活毫无诗意。印象中，有一年冬天，晚上八点多，来了远方的诗人，只好央求食堂大师傅，递烟，喊哥，大师傅开恩，把食堂剩下的牛肉丝加干辣椒，美美炒了一大碗。有了硬菜，还有学生提来的散装白酒，那个夜晚就开始温暖，诗意和友情就一点点荡漾起来。那一夜，醉得一塌糊涂。醒来后，诗人已走，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989年后，我终于告别了那所学校，前往北京继续读书。临行的那个下午，还没开学，学校空无一人。我走到楼前空旷处，把几年写的诗稿、论文、书信全部付之一炬。烧完后，我走到胡同口的小酒馆，把往事全丢在酒杯中。
从那以后，再没有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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