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夜晚，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战争进行了两年零九个月，许多年轻的中国战士将生命留在了那片远离家乡的土地上。
60年过去了，有4位烈士的家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有一天还能拿到沉甸甸的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简称烈士证）。而这个小小的证件，记载着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的牺牲地、埋葬地。这一切，都源于一位农民的执著。
烈士证是用娶媳妇的钱买的
“我从没想过，这段60年前的历史，会跟自己扯上关系。”河北保定定兴县固城镇国兴村农民李红旗，看着手中最后一张未送出去的烈士证，忍不住感慨。37岁的他，皮肤黝黑，精瘦的脸上总带着笑容。他从柜里拿出了一份烈士证原件给记者看，“就剩这个没找着了”。证件有A4纸大小，左边有撕痕，封面上印着“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的字样，反面写着烈士姓名、收件家属姓名、年龄、牺牲地点和埋葬地点等，出证单位落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签发时间为1951年。
这张“烈士证”是李红旗在1997年找到的。“我从小喜欢收藏旧票证、邮票，那天本来是去保定县城购置结婚用品的，却在古玩市场看到了5张烈士证，一份唁电，还有一本38军的《全军第二次作战会议录》。”
李红旗还是第一次见到烈士证，他一咬牙，用每张500元的不菲价格买下了。“物以稀为贵，当时想这个绝对能挣钱！”刚买回来时，李红旗没敢告诉父亲，因为“是用娶媳妇的钱买的”。他把烈士证锁在柜子里，偶尔拿出来看看，但不久还是被父亲发现了。当父亲听儿子一字一句念完证件上的内容后，老人紧握着烈士证对着光看了许久，认真地说：“这东西不是咱们的，得给人家送回去。”
“快50年了，地址都变了，不可能的事啊。”李红旗没有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后来我外出打工，每次回家都看见父亲站在村口张望。我突然想到‘烈士证’里的人，将心比心，他们牺牲时也就20多岁，音信全无，他们的家人这么多年该怎么过啊？”
李红旗决定试着寻找烈士的亲属。他没有想到，这第一个烈士家属，就找了整整10年。
证书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李红旗决定从就近的河北省磄河县二区铁佛堂村的陈玉山找起，“收件人写的是陈玉清。估计是他的兄弟。”
开始寻人时，他摸不着门道，只能四处打听。李红旗工作日在外打工，周末回来，就泡在街边的电话亭里。“114一次只能查3个号，我只能挂了再拨，再查。”他打电话到河北民政局、地名办公室，可根本查不到磄河县，也查不到铁佛堂村。后来，他推测可能是地名有误或有更改，便去旧货市场找老地图、旧报纸，查找类似的地名。“我找到过唐河、唐县、卧佛堂村，但问下去都不是。”就这样，刚有希望，很快又破灭；再找到线索，又不对……断断续续，李红旗找了10年。
李红旗这样做，村里人都不理解，有些人甚至说他有点神经病。“他们都问我忙活这个干吗？我说物归其主。这对我就是个收藏品，但对烈士家里人来说却是最好的安慰。人都讲个落叶归根，哪儿的人让他回哪儿去。”
2007年4月，一位在北京做生意的朋友告诉李红旗，河北省香河县有个铁佛堂村。李红旗顺着这个线索，终于查到了铁佛堂村唯一登记在册的电话。“那是一个小学，接电话的是位大姐，我找她要村支书的电话她不给，打听陈玉清她也不说，她当我是骗子。”
李红旗不肯放弃，不论中午休息还是周末回家，都不停打电话，生生打了一个多月。“开始还有人接，后来就变成无法接通了。”在弟弟的提醒下，李红旗把电话号码的后几位变换组合，终于在2007年7月，接通了铁佛堂村一个厂里的电话。“我说我把烈士证复印件传真给你看看，我真没骗人。”对方接收了这个传真，就没了下文。几天后，正在干活的李红旗，手机忽然响了，对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陈玉清。”李红旗激动得跳起老高。
他决定去铁佛堂村，把证件亲自送给陈玉清老人。一进门，老人已迎到院子里，一把握住他的手泣不成声，李红旗也红了眼眶。老人说，哥哥十几岁参军离家便没了消息，父亲到临终还念叨说大儿子是个“逆子”，“其实是对哥哥想得苦啊！”陈玉山牺牲的日期是1950年12月31日，2008年的这一天，陈玉清在父母坟边给哥哥堆了个新坟，烈士证安然地放在坟头上：“爹啊，山儿回家啦，哥哥不是逆子，是英雄啊！”
“那时我才知道，一个烈士证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有人牵挂的兄弟、儿子。”这也更坚定了李红旗继续寻找另外4位烈士家属的决心。“《集结号》里谷子地不是说，‘他们都是烈士，我人证明！’我就想说，我有物证，可以给他们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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