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令人回味、感慨的新闻镜头。
2007年8月6日，在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95岁生日之际，温总理赶到医院看望了他，并送了一盆枝繁叶茂的君子兰。君子兰的花语除了“高贵”、“宝贵”外，尚有“丰盛、有君子之风”的寓意，总理送君子兰，可谓意蕴深含，既透出对季老“君子风范”的景仰，又是对世道君子之风的呼唤。总理希望，每一个人都像季老一样做一个真正的君子。
的确，季老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即使在文革期间，饱受折磨，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不屈服、不媚上，不出卖良心和人格。即使在传达室看大门，他仍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更令人钦佩的还是他清醒的头脑和宽容的心态。文革中尽管他遭受那么多的皮肉之苦，回忆起来内心仍是轻松、幽默。
什么是君子？虽然人们天天说在口头上，但自古以来却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又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这也是个笼统的或基本的标准。叫我们看，真正的君子，无非有这么几个条件：坚持正义，内心高尚，清心寡欲，宽容大度，忠贞诚信，品正行端。最重要的一点，有爱人之仁，无害人之心。
算得上真君子，令我们终生佩服的，外国还有一位，他就是托尔斯泰。他为穷人办学校，自己亲自编写识字课本。晚年他为自己不劳而食的生活感到痛苦和耻辱，下决心将自己的田地、财产分给农民，甚至写下遗嘱将自己的著作权捐献给社会。家人不同意，他以离家出走来抗争。在离家出走的日子里，这位82岁的老人因病去世。作者莫德在书中情不自禁地写道：“在80年代和90年代，莫斯科至少有一家住宅（托尔斯泰家），那里各种类型、各种状况的人们在一个人的影响下会聚在一起，这个人身上没有任何卑鄙的东西，他在最黑暗的反动时期，保持着一颗充满希望的心和一个燃烧着的信念，即邪恶的事物绝不能持久，当前的罪恶不过是暂时的。”
“身上没有任何卑鄙的东西”，这就是对君子最好的诠释。过去，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知识分子，做一个君子、永葆清誉是一生中最大的理想，也是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屈原投江、苏武牧羊、海瑞罢官，以及梅兰芳蓄髯罢演、朱自清饿死不食美国大米，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当下社会，“君子”逐渐被人淡忘了。不但没有多少人再愿做君子，而且君子似乎也被当成愚腐、冥顽不化的代名词。而小人，以及小人之术在一些地方、场合却大为盛行。讲虚伪乖巧处世之术、阴险谋权为官之术的东西大行其道。
据说，有一本《厚黑学》就十分畅销。不以当小人为耻，反以当小人为荣。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成了不少人的行为准则。为了钱，有兄弟睚眦必报夫妻反目成仇的；为了权，有踩别人肩膀落井下石的；为了名，有寡廉鲜耻出卖自己灵魂的。特别是一些本应为“君子”的知识分子的堕落，更令人痛心：
院士贪污受贿、校长抄袭、院长嫖娼、导师泄题、老师舞弊、更有大学老师借招生之名诈骗钱财；甚至不顾国情和起码的常识，有奶就是娘，昧着良心说话，经济学家甘当利益集团的“吹鼓手”。如此下去，我们这个有几千年悠久历史和美德的“君子国”，岂不要沦为“小人之国”。
所以，我们是极赞同现在的“荣辱观”教育。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涌荡下，一些人确实出现了“道德滑坡”，我们过去一些美好的东西确实成了抹布、扫帚。香臭不分、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正在困扰着我们的内心世界。
尽管在有的时候做君子会“吃亏”，而做小人会如鱼得水，得一时之势利。但长远看，小人的下场多是不妙。大人物，如秦桧、蔡京、严嵩、和坤之类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小人物，如《三国》中的杨松，也是命运悲惨。他是典型的小人。先是污陷马超，逼得马投奔刘备。接着与曹暗中相应，将大将庞德设计除去。又与曹里应外合，将主子挡在城外，让曹生擒。
按说，此人有功曹操应该重赏吧，但却“惟有杨松卖主求荣，即命斩于市曹示众。”《三国》中还配了几句诗笑话他：妨贤卖主逞奇功，积得金银总是空。家未荣华身受戮，令人千载笑杨松。
大哲学家康德说，世上有两样东西最使他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头上的星空是宇宙论问题，心中的道德律是人类学问题；头上的星空是外在的必然，心中的道德律是内在的良知，因为仰望，所以看见；因为心中有美丽道德律，才能看见头上美丽的星光灿烂。
所以，做君子还是做小人，全仰仗自己内心是否时刻保持对“道德律”的敬畏。时刻把握住自己的内心，坚持正义，不做坏事，不去害人，用心做事，以德报怨，就是对这种“道德律”最好的遵循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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