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默默付出全部的女人。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大师级人物,他背后的那位女人,他从不曾公开叫过她的名字,即便在给家人或亲朋的信中提及她,他也只称她“王姑娘”或“三姨”。其实她有个好听的名字,而且还是他起的——王桂荃。
6岁时,她作为陪嫁丫环,跟随时任京兆公李朝威的掌上明珠李惠仙嫁到梁家。风华正茂、才气纵横的梁启超嫌她的名字恶俗,随口改成王桂荃。她虽不明白桂荃的意思,却满心欢喜,因为她早就听说她家姑爷是个极有学问的人。
18岁时,在女主人李惠仙的主张下,她和梁启超圆了房。梁启超曾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他不能自食其言,因此,他连小妾的名分都无法给她。但她心甘情愿,无怨无尤,为他生下7个孩子,从不曾向他索取她应有的名分。
其实,在她心里,温和儒雅、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无异于仰止的高山。她爱他,能陪伴他,为他生儿育女,就是她莫大的幸福。没有所谓的“共同语言”,不能“夫唱妇随”,不能成为他的“闺中良友”,她就把心底里的爱,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诠释。在家中,她不辞辛劳,侍奉他的双亲,照顾他和他的妻子,养育他的儿女。梁启超偶尔心情好,会教她读书识字。她冰雪聪明,很快就能看书读报,甚至写信。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大肆捉拿维新党,梁启超只得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她跟随他一家人到日本避难,李惠仙是千金小姐,体弱多病,家中大小事务,甚至财务,便全都由她操持掌管。她把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安排得妥妥帖帖,更用慈母心养育他的孩子们。
有一年,李惠仙生的孩子染上了白喉。她守护在医院里,衣不解带,日夜不离左右,孩子终于转危为安。其实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患白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她分身乏术,难以兼顾。因护理不周,女儿夭折了,她很伤心,偷偷地躲在卫生间里边洗衣服边痛哭流涕。
她爱得那么卑微,直低到尘埃里;她爱得又那么纯粹,在万物的低处,抵达繁盛的高贵。
1924年,李惠仙因乳腺癌去世,梁启超悲痛万分。王桂荃百般劝慰,更加精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尽力抚平他的心伤。她细心管教他们的孩子,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可是在5年后的深秋,他仍撒手人寰。临终前,他拉住她的手说:“对不起,让你受苦了,孩子们就拜托你了。”她的泪夺眶而出:“先生放心,孩子们有我呢!”
梁启超并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却留给她9个尚未成年的儿女,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只有四岁半。她成了梁家的顶梁柱。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不以为苦,他临终前的托付对她而言,是责任,更是信任,她没有什么遗憾的,爱他,就是按他的意愿,抚养他的孩子们。
她豁达开朗,乐观爱笑,从不抱怨。她千方百计让孩子多读书,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她坐在一旁默默地听孩子们读书,有时她也跟着读。孩子做了错事或不认真读书,她总是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们。
多年后,子女们回忆起她时,他们不顾梁启超的忌讳,称呼李惠仙为“妈”,却发自内心地称呼她为“娘”。李惠仙生的大儿子梁思成动情地说:“娘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于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人。”她的勤奋坚忍,潜移默化影响着孩子们,也成就了这9个子女的人生,他们成年后皆为才俊,其中3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小儿子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举步维艰。但是她仍竭尽所能为他争取到赴美国留学的机会,变卖仅剩的一点家产,又不惜放下自尊向老友借贷,凑足400美元作为去美国的路费和开销。新中国刚成立,小儿子匆匆回国,白发苍苍的她亲自到天津码头迎接,因为没有确切归来日期,她在寒风凛冽的码头整整守候了半个月。
“文革”期间,她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家被抄了,她与孩子们四散分离,风烛残年的她被遣送回乡下。1968年冬天,她在一间阴暗破旧的牛棚里,孤零零地走完85年的人生。死后3天,好心的乡亲们才偷偷找了一张破草席,把她草草地埋在山坡上。几年后,山坡因另作他用被夷为平地,她的埋骨之处也消失了。“文革”结束,儿女们找来,只能顺着乡亲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
北京香山漫山的红叶林中,在梁启超和李惠仙的合葬墓旁,儿女们为她立了一块卧碑,碑后植一株白皮松,碑上刻有她的名字——王桂荃。她的名字,终于与梁启超联系在一起。
人世间的情爱姹紫嫣红,风情万种,一个“情”字可以让人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但有一种爱,卑微而无私,像深谷里的野百合,纯净又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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