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天，这是一个没有轰炸、没有炮击的夏天。这年夏天，城里出现了第一批战俘。
两辆坦克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冒着一股股黑烟，从街道上驶了过去，在环城运河转弯的地方消失不见了。随后，从一栋大楼的楼角后闪出一支不太整齐的德军战俘队伍。人们站在列宁格勒这条不算太宽的街道两旁，默默地打量着这些战俘。
突然，人群中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混蛋！畜生！”紧接着，一个手臂细瘦、双拳紧握的老妇人推开前面的人，朝走在队伍边上的一个年轻德军战俘扑了过去。那个红发战俘没有防备，脚下绊了一下，差点摔倒。一个守卫的士兵急忙跑过来，说：“别这样，老妈妈！您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会受到惩罚的……”
老妇人浑身颤抖，想说点什么，但没说出来，只是双唇不停地颤抖着。她被人扶到一旁，坐到大楼门前的石阶上。
“你这是干什么？你傻吗？你就是打死他，也换不回你的亲人啊……而且也不止你一个人这样……”一个和老人相识的妇女边安慰着她，边用手绢扇着风，擦着两鬓流下来的汗水。
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朝她们走了过来：“你要哭就哭吧，哭一会儿心里会舒服一些。”
“我的眼泪早就哭干了……”老妇用青筋暴露的手抹了一下眼睛说，“我就是看不下去这些禽兽，看不下去。”
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住在一栋七层楼的一楼，大楼是德国人在革命前建的。全家人都回来的时候，家里有点拥挤。每天，先是丈夫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从工厂下班回来，然后是儿子科连卡从技校放学回来，最后再把女儿丽托奇卡从幼儿园接回来。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生女儿的时候已经50岁了。丽托奇卡是在列宁格勒被封锁后的第一个冬天死的，她是饿昏过去后不知不觉地死的。
留在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记忆里的女儿还非常幼小，尖尖的小鼻子，细细的手指，一双握得紧紧的小拳头……她难过了一阵子，哭了一阵子，去了一趟教堂，心里平静了许多。
科连卡7月份去当了志愿兵，8月份就在卢加牺牲了。丈夫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本来有免服兵役的证明，所以先在阿森纳军工厂干了一段时间，但没干多久，也去了前线。家里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但她相信丈夫一定会回来。她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不然这个支离破碎的家谁来迎接丈夫呢？
最近她同时收到了两封丈夫写来的宝贵家书。她把信紧紧地贴在胸前，就像抱着丈夫一样。谁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呢，大家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而且大家真的都能回来吗？但她心里隐隐预感到漫长的等待就要结束了，幸福的一天就要来临。第一次看见这支缓慢前进的战俘队伍的时候，她也从家里跑出来。像很多人那样，她也想亲眼看一看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禽兽，他们到底有多么可怕。
他们想要什么，这不难猜到，就是活下去，回到自己的家乡。可他们现在在想什么呢？是仇恨？是后悔？是痛苦？从他们苍白木然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现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群敌人，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可怕，已经被俘了。突然传来的那声女人的叫喊声打断了她的思路，让她的内心失去了平静和宽容。他们当然是畜生！他们当然是混蛋！但好像也不尽然。就说那个慌慌张张地躲避追打的德国小兵吧，也许上战场还没几天，并不像野兽。
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在家里一整天都在想着那个受了惊吓的德国小兵，他长得又瘦又小，红红的头发，跟她的儿子科连卡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也许年龄一样大，也那么年轻。他肯定也有妈妈，他的妈妈早晚会等到自己的儿子。但很多其他德国士兵的妈妈也会像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一样，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痛苦的回忆中艰难地活着，那些母亲也无法避免遭受这样的痛苦。因为在战争中，死神可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这条街的尽头是一栋被炸毁了的大楼黑乎乎的框架。残存的墙体和有些尚未塌落的楼板随时都有倒在有轨电车道上的可能。
这些战俘开始拆除这栋房子。他们干得很麻利，像一群蚂蚁爬在砖头上似的，一两个星期就拆掉了这栋被炸毁的房子。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往窗外看了很长时间，看那些战俘们怎么干活。她很惊讶，他们为什么干得那么卖力气？难道是有人答应了可以早点放他们回家吗？可战争还没结束呢。这个活可耍不了滑头，拖出来，扔出去，得不停地干。那些守卫的士兵并不干活，他们有自己的任务，要看着这些战俘，别让他们跑了。可他们又能跑到哪儿去呢？
有一次，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去那栋被炸坏了的大楼对面的面包店时，无意中又看见了那个被她的邻居袭击过的红发年轻德国战俘。他坐在一根木梁上，伸着两只穿着大大的军靴的脚，把船形军帽里朝外翻过来擦着脸上的汗和石灰。一个军士长，也就是战俘们的队长，正在按照守卫士兵们的吩咐朝他大喊大叫。而守卫的士兵既不满意这个又瘦又小的战俘，也不满意那个军士长。他徒劳无功。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看见那个红发战俘正把自己被茧子磨破的双手伸给军士长看，向他解释着什么，但军士长不听，命令他拿起那根沉重的撬杠继续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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