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是写我小时候保姆的故事。
保姆叫李佩，清贵胄家族的儿媳。新中国初建时，她走进共和国创建者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家庭，走进中南海十七年。当领袖为实现“理想”引发了一场动乱，她又为受难者的儿女，支起一片避风的港湾。
晚年，她坦然于贫穷，无悔于人生，留下的是伟大母性心灵的缩影。
父母尊敬她
1950年1月30日，姐姐出生了。建国初是供给制，母亲所在的全国妇联机关统一给生了孩子的领导干部找保姆。命运，就这样把李佩带进了我们家，无论平静的日子，还是风雨如磐的岁月，都无法分开。
我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的“延安人”。进城后，母亲董边从事妇女工作，主编《中国妇女》杂志十七年；父亲田家英1948年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間属于工作，我和姐姐是在保姆的呵护疼爱下长大的。
李佩原名李贤佩，去妇联应聘时，她把“贤”字去了。我们叫她“阿姨”。“阿姨”在我们孩子心中，是和自己妈妈有所区别的“妈妈”。我们几个孩子，从小怕她又恋她。母亲放心她，把家都交给她。父亲比她小十一岁，可以说尊敬她。
我家吃饭，用的是一个矮圆桌，一边一个木扶手旧沙发，这是母亲和阿姨的专座。父亲从来和我们坐小板凳，且总是靠墙根坐。说到乐事儿，父亲爱仰天大笑，靠得一背白灰。这时候，阿姨总会边帮父亲拍打衣服，边数落着：“挺大的爵儿位，看邋遢的。”
父亲去世前几天，全家围坐在圆桌边吃饭，阿姨看出不祥的兆头。她后来和我说，“那天吃饭，我一抬头，见你爸眉头紧锁，两道抬头纹竖起来，我心里头咯噔一下，不是好兆啊。”她的老话老理多，她信就灵。
那时的我们，谁也不知道阿姨的身世。
1958年秋，父亲见阿姨连着几个星期天有事，随便问了句，“干啥子去嘛?”阿姨说，婆家为分房，打官司呢。父亲半开玩笑：“李佩，你还要当小业主啊?我还是个无产者呢，咱们是一家，我这儿养你老了，以后一起生活。”如果说，父亲的话前半句有点玩笑的意思，后半句可是实实在在的真话。给阿姨养老，是我们全家人的共识。
五六十年代，“小业主”是很不名誉的出身和成分。父亲一句话，让阿姨放弃了房产——就跟着共产党的这个好人家，奔吧。
我们全家是1958年搬进中南海的。
1949年8月父亲随毛泽东进中南海，一直住在丰泽园西边不远的静谷。
“静谷”是一个有院墙的园子，偌大的园子里只有父亲住的靠西墙的三間厢房，据说是当年太监住的下房。园内古木林立，苔草丛生，一条条碎石小路，曲曲弯弯。早晨满园雾气，太阳穿过树叶遮蔽的缝隙，婆娑地射进来，雾才一点点散去。乌鸦会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呱呱的叫声，给静寂带来一阵喧闹。一次，姐姐和我说，静谷的乌鸦真坏，今天它们把屎拉在正在院里刷牙的爸爸的牙刷上了，我们笑得肚子都疼了。
1959年秋，与静谷相邻的供首长休息娱乐的场所春藕斋要修缮，静谷也在修缮范围，父亲才搬进永福堂。
这是一组院落，由北向南一院套一院，从北头过来依次住着陆定一、张际春、我们家：陈琮英(任弼时夫人)、胡乔木、杨尚昆，但院落的格局不尽一样。
永福堂最早是朱老总住，以后是彭德怀住。彭老总在永福堂住了近七年，庐山会议后去了海淀的挂甲屯。从1959年到1966年，我家在永福堂也住了近七年。
永福堂是个只有大北房、东西厢房的三合院，北房两边各有一个小耳房，前院正房是永福堂院子的南墙。
然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父母亲住永福堂，我们小孩随阿姨住在中南海乙区称做“南船坞”的一座三层灰楼(也叫南楼)。楼里住的多是中央警卫局的干部、医务人员，知名的有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副局长王敬先、毛崇横、田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等人的家。警卫局是保卫毛主席的“禁卫军”，我想，父亲没让我们和他住一起，是为了他随毛主席夜晚工作、白天休息的需要，他把我们安排住在保卫毛主席的一群人中間，当是最最放心的地方了。
南楼的家就是阿姨管的家。再早，母亲带着我住在《中国妇女》杂志社，以后又住过万寿路父亲主持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大院。无论住在哪里，孩子都交给阿姨。阿姨从不休假，从不离开我们。
阿姨人勤快，讲脸面。高高的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月白色的大襟小褂，一看就是个利落能干的人。
提倡“爱国卫生运动”的年代，机关三天两头检查卫生，每查到我家，检查人员从不进门——“李佩这儿甭查，连床底下都是亮的。”
按季节，我们几个孩子的衣服，该穿什么穿什么，棉衣棉裤也分薄、厚。阿姨一年要做十来双鞋，我们的、她的儿女的、她自己的，都由她一手缝出来。阿姨的针线活做得好，针脚细致又齐整。
阿姨还做得一手北京饭，讲究什么节气吃什么。菜经她一炒，又香又好看。父亲是地道的四川人，爱说、爱吃、爱下馆子。可他也爱吃阿姨做的饭，连窝头都抢着吃，一手抓一个，说怕吃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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