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的结婚日是1969年3月6日，我们没有举行任何婚礼仪式。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我和妻子搭乘父亲公司顺路送货的大卡车去乡下母亲教书的地方看望母亲，算做我们的婚礼。临出发时，父亲又把平日省下来的二十斤大米让我们带上，说：“你妈妈好久没有吃过大米饭了。”
我本应该给妻子一个完美的婚礼，或者请上几位朋友和同事，买上一些糖果，喝上一杯茶，共庆一番。然而，这些我都没有做到。那个时期，或许因为我曾经参加过“文革”组织，胳膊上戴过红袖章；或许是因为我借工作之便，偷读了几本“大毒草”名著，而否定了当时我的无比“忠于、坚定、保卫”的动机，正在连续接受“工宣队”的批判。似“瘟神”般的我，哪个人敢参加我的婚礼？
大卡车开上了公路，我和妻子坐在大卡车敞篷的上面。空旷的原野没有一丝生气，凛冽的寒风随着车的行驶，卷起沙砾，吹到我们身上。妻子依偎在我的身边，脸被冻得通红。我把她冰凉的手紧紧握着，一种愧疚感油然而生。
世上每一個女人，在新婚之时都盼望着穿上洁白的婚纱，挽着爱人的臂膀，接受双方父母和亲朋好友的祝福。而我的妻子只能和我坐在敞篷大卡车上，在凛冽的风中互相凝视着，五味杂陈，这是我们的婚礼吗？我看到妻子的双眼有泪珠游动。
妻子出身艺术世家，凭借娇美的形象和金铃般的嗓音，成为一名年轻的越剧演员，艺术是她的生命，舞台是她生活和精神的寄托。让她没想到的是，随之而来的“暴风雨”摧毁了她美好的梦。那天晚上演出，她化好了妆，等着上场的时候，宣传队的一位负责人脸色严峻地通知她，作为“当权派”的女儿，有“港台”关系，她是没有资格为“工农兵”演出的。一生追求的舞台生涯，就这样被剥夺了。昏黄的路灯下，她头脑一片空白，失去了方向，孤独地在马路上踽踽而行，本已化好妆的双颊被泪水浸湿。
从这以后，母女二人相遇形同陌路，各自低着头匆匆擦肩而过，她想问问妈妈身体是否安好，妈妈想嘱咐她几句话，但俩人都没敢说话。在那种令人压抑的恐怖氛围中，万一被发现，她的母亲就是“死不悔改的当权派”，而她是“不可教育好的子女”，遭到更加猛烈的批斗。
不久，妻子所在的整个剧团，因为所谓的“靡靡之音”罪名而解散，所有演职员工全部进入碳刷厂。从此，墨黑的碳粉，时时涂抹在她们白皙的脸庞上，她们的生活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昔日舞台上光鲜夺目的她们，人生轨迹遭到了彻底的改变。这个时候，妻子的同事们都自顾不暇，况且她的母亲还在靠边站，又有谁能参加我们的婚礼？
三个多小时后，司机师傅将车停在了路边。我和妻子轮流扛着二十斤大米，在乡间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又走了二十多里地。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当时母亲是中心学校校长，正在接受审查，看到我们，欣喜中流露着丝丝愁云，因为她无力为我们借一间“洞房”。当晚，我和妻子、母亲三人同住在一间屋里。看得出来，母亲的目光中是含着歉疚的，尤其是对儿媳，每当我看到母亲偷偷地抹眼睛时，我的内心就会阵阵作痛。
如今我和妻子快到金婚之年，半个世纪前的婚礼仍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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