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1岁时，我就体验到了电视里的那句广告词：感觉身体被掏空。夜晚，我起床上厕所的次数达到十几次；冬天，体育课上最简单的热身运动，也能让我汗如雨下。
母亲察觉出我的异常，第一时间带我去了医院。医生拿着我的尿检报告审视一番，随即起身问道：“检验科，刚才那个叫张小冉的，尿蛋白是‘四把加’吗？确认无误吗？”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医生回到座位上，面色凝重：“带孩子去华西看看吧，我们这，看不了。”华西医院是治疗疑难重症的，听医生要我们去那里复查，母亲眉头紧锁，变得不安起来。
华西医院的检查报告显示一切正常。母亲不信，一再告知对方，我在另一所医院查出尿蛋白选项有“四把加”。她一边用手拉住检查人员，一边在挎包里翻找上一家医院的尿检报告。检查人员犹豫了几秒钟，决定再为我查一次。果然，第二次尿检报告上“尿蛋白”又是“四把加”。
医生拿着报告，认真地给母亲讲解，我听不懂，却心里暗喜着：太好了，这几天我可以不用去学校上课了。
我牵着母亲的手，一蹦一跳地跑下楼，刚走出华西医院大门，母亲哭了。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流泪，从这之后，她的泪腺闸门就好像被彻底打开了：我和表妹在家玩捉迷藏时，无意间推开厨房的门，看见小姨正拿着纸巾递给母亲，母亲在哭；半夜起夜经过客厅，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抽烟，借着月色，仍然能看见母亲眼角闪烁的泪光。
从华西医院回来，母亲帮我向老师请了长假，我住进了医院。母亲开始变得很迷信，她固执地认为：她在本命年没有穿红衣服，才会招来霉运。在病床前，她和小姨念叨：“我的本命年，可是为什么遭罪的是我女儿？我甘愿替女儿受罪。”她花重金给我买了一块小金佛，用红绳子拴紧，让我时刻带在脖子上。
2
2002年，我上了初中。在摸清医院看病的全套流程后，我拒绝了母亲的陪同，独自在医院和学校之间穿梭，享受著挑大梁的快感。
初二下学期的一次诊察，医生建议我换成激素治疗试试，让我把母亲请进来，一起敲定方案。我自豪地说：“我妈妈没来，每次都是我一个人来。”医生说：“你们母女俩真奇怪，每次都是一前一后地来，给你讲完一遍，还得给你妈妈讲。”我很疑惑，走出门诊部，用IC卡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知她治疗方案有变。没想到5分钟后她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原来，母亲从来就没放心过我，一直默默跟在后面。
我选择接受激素治疗方案，并且每天心情愉悦地吃掉12颗泼尼松，仅仅因为觉得自己长些肉会变得更好看些。曾有亲戚调侃，说我的肋骨可以弹琴，看着我就知道家里穷。我不甘示弱：“我家才不穷，我妈妈赚的钱都买药了，我的药可贵了，有人体胎盘、有蜈蚣、还有鹿茸，贵得吓死你。”
我的确从来没有感觉到我家和“贫穷”二字沾边：在同龄人都在赶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上学时，母亲怕我累着，给我买了一台2000多元的电瓶车；后来，她又怕我往返医院时会出什么紧急情况，给我买了一部手机。这两款初中生界的“奢侈品”，让我成为班级里走在前端的“弄潮儿”。后来我才得知，这些都是母亲全年无休、用上完正常排班再连轴转通宵夜班换回来的。
3
激素治疗期间，药物副作用特别强烈，刚输上5分钟液，呕吐感就排山倒海地袭来。我再也不能一个人去输液了，只能同意母亲的陪同。
每天中午，母亲都挖空心思给我准备午餐，我却什么也吃不下。有一天，母亲买回来三菜一汤和一只烤鸭。母亲拧下一个鸭腿，举到我嘴边，“多少都得吃上一口”。肥腻的鸭腿让我反胃，我下意识用输液的那只手使劲推开。没想到，动作太大，输液瓶被我扯了下来，砸在手背上，针口处开始冒血。
母亲一边喊护士，一边手忙脚乱地用纸巾帮我止血。我感觉到手背一阵火辣辣地疼，抑制不住怒火，抓起鸭腿使劲一甩，正好丢到了赶来的护士脚边。母亲一愣，接着抓起白色的泡沫饭盒，一股脑全丢进垃圾桶：“变着花样伺候你，你到底想干什么！”说完转头离开了病房。我脑袋“嗡”地一声，坐在床上哭成了泪人。
等母亲再次返回病房时，我还在抽泣，想主动跟母亲说话，一张嘴却哭得更厉害了。母亲手里提着和之前一样的饭菜，还带回来一罐可乐。她红着眼睛对我说：“你两天没吃东西了，多少吃点。妈妈给你买了一罐可乐，等吃完饭，妈妈就想办法给你喝。”我很爱喝可乐，但医生不让我喝饮料，没想到最遵医嘱的母亲，竟然会主动给我买。
母亲所说的办法，是把开水倒进饭盒里，然后把可乐放在热水里。接着，母亲拿纸给我擦眼泪，笑着告诉我马上就有可乐喝了。可是忽然，易拉罐“砰”一声炸开了，可乐喷向四面八方。母亲赶忙拿起纸巾，蹲在地上反复擦拭地砖缝里的可乐。看着她的样子，我心里揪着疼，厚重的负罪感铺天盖地袭来。
激素的副作用开始显现，我的骨骼线提前闭合，再也没有长高过，体重却到了145斤。胖了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开始和我保持距离。我开始讨厌逛街，讨厌买衣服。我受不了销售人员把我从头到脚打量。母亲察觉到我的抵触情绪，故作轻松地逗我：“咱们多划算啊，给同样的钱，买同样的衣服，布料却比别人多，赚了。”说这些话时，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表情，如果我笑了，她就会松一口气。
4
2005年，我上了高中。随着泼尼松越吃越少，身上的赘肉也渐渐离我远去。这时，我和班上一个男孩恋爱了，老师告诉了母亲。
可是母亲并没有质问我，甚至都没提这件事。我按捺不住了，主动和母亲谈起这件事，母亲问：“那男孩子知道你生病的全部情况吗？你得和那男生说实话，不能瞒着人家。”见母亲默许了，开心的我一个劲地说：“他知道，他都知道。”我被喜悦冲昏了头，没去思考母亲的担忧。很快，这份担忧就应验了。
一天晚自习结束，我们走出校门，男朋友把他的校服披在我的身上，和我并排走向公交车站台。忽然，有人扯掉了我身上披着的校服。我转身看到，男朋友的母亲拉着他往电瓶车上拽。他的母亲对他喊道：“她有病！她会拖累你的！你必须去当兵！”
我心里一紧，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接着，我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张口喊了一声“妈妈”，就再也说不出话。我哭得很伤心，母亲一个劲让我别哭，自己却和我一起哭了起来。
5
2007年，我的病情一直在反复。母亲的心情也随之跌入谷底，开始急病乱投医。她看到一个小广告，说某家医院是肾病方面的顶级医院，就带着我去了。那里的医生拍着胸脯保证，我的病一定能治好，然后给我们开出一张高额的医药费单，一副中药500元。
在我坚持服药的第二个月，报纸刊登出黑医院名单，给我开中药的那家医院赫然在列。我十分心疼被骗走的钱，母亲拍拍我的肩膀宽慰说：“没事，你不是嫌坐公交车晕车，抱怨这里太远了吗？这样以后都不用遭罪了，咱们还是回大医院看。”
母亲说得很轻松，可是我知道她已经没钱了，母亲下岗再就业，一直担心自己会被辞退，每天晚上都拼命地学习公司发下来的资料，生怕断了收入，让我无法继续治疗。
高三下学期，我再次入院，准备做肾穿刺活检手术。手术前，有半个月的排期。排期期间我每天不是端个饭盒去餐馆打饭吃，就是去小卖部看电视。我拒绝母亲陪同，因为舍不得母亲操劳。母亲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我努力向母亲证明，我在医院过得很愉快。
手术结束后，肾穿刺活检报告很快就出来了，我是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医生说，虽然我的病程是整层楼的病友里时间跨度最大的，但由于我长期接受治疗，“养护”着我的肾，所以我的病情是最乐观的。“所有的功劳，都该留给你妈妈，幸好这8年，她一天都没有放弃过。”
随着我慢慢地痊愈，我变得开朗、自信起来。如今，我也是一位母亲了，有了个健康活泼的宝宝。有了宝宝之后，我理解了母亲当年所有的心路历程。我爱我的孩子，就像母亲爱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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