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晚上，妻在厨房做饭，我在整理一周的报纸杂志，突然电话铃响了。是父亲，隔着一千里大山的距离，用老家村委会的公用电话打的。我们村就那么一部电话呵。父亲劈头就问我：“穆木，你妈给你打电话没有？”听得我一头雾水。父亲和母亲不都在老家吗？怎么会母亲给我打电话，而父亲不知道的呢？忙问怎么回事。
父亲说：“你妈打工去了，在城里一家建筑工地上。”
我一下子愣住了。
春节回家时，母亲曾提说起这事。她说过年后，趁地里“活路”不紧时，准备出去打一段时间工，挣点儿油盐钱。当时我就竭力反对，并以她年纪大了，在外我们不放心，而且父亲有病在身，小外孙女也需要照顾等理由劝她。
母亲一向很听从我的意见，见我这样说，便没再作声。当时我还以为母亲不过随口提提而已，也便没再多说。没想到，母亲终究还是去了。
停了半晌，在电话那端，父亲又嗫嚅着问我有没有办法寄点儿钱回去。他说，他的病又犯了，母亲不在，家里一时找不出买药的钱。父亲的声音，显得很犹豫。说时，伴随着一阵令人心紧的咳喘。见我没做声，他停了停又说：“娃哩，我知道你们手头也紧，但实在……”
听着父亲瑟缩的话音，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莫名的凄惶。没等父亲说完，我忙表示立刻寄钱，又叮嘱几句“注意身体”之类，便挂了电话。
父亲的支气管炎，是老毛病，久拖未治，导致肺气肿；每年冬春时节，最难将息。去年冬天，曾一度加重，差点儿出危险。父亲一直硬撑着，直到实在没办法了，才电话告诉我。学校工作紧，我也只是寄了点儿钱。后来听说好多了，才略略宽了心。春节回家临走时，又特意多留了些钱，让父亲坚持服药。没想到，现在又犯了。
给父亲寄了钱回来，仍想着打工的母亲。我忍禁不住一阵心酸。
结婚没几年，父亲就为病魔所困，身体虚弱，气喘气紧，不能干活。母亲便以她那单薄、孱弱的身子，撑起了我们那摇摇晃晃，仿佛风都吹得倒的家——在农村，一个家庭要靠女人来“支门立户”，那该是多么艰难啊。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没一天不是辛苦地早出晚归、奔波操劳。那还是大集体时候，父亲因身体原因，便学习了理发、补鞋的手艺，以生产队的名义（单干是不行的，那是“资本主义尾巴”，被割的对象），走村串户去挣钱。似乎是“承包”，有定额的。父亲挣了钱后交给队里，再由队里核算工分、口粮、超支、现金，诸如此类，我闹不清楚。但我知道，父亲那时，常常是挣不够工分的。
母亲只好更忙、更累了。除缝连补浆，生火做饭，洗锅刷碗，养鸡喂猪外，还得风来雨往地在队里抢挣工分。母亲那时年轻，手脚利索，也颇有力气。上坡下田，肩挑背扛，耕犁打耙，样样都拿得出手。那时队里男工，一天能挣十分，女工，不过七八分，唯独一个九分，就是我那矮小、单薄的母亲的。虽是如此，我家仍是年年“超支”，粮食不够吃。
像绝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母亲将自己一生大半的精力和心血，都花在“盘儿盘女”上了。小时候，常听母亲跟人念叨“有儿穷不久，无儿久久穷”之类的老话；成年后，我曾不止一次听别人问及母亲，你一辈子风风火火、忙忙碌碌的，总该存下不少钱了吧。每当此时，母亲总是朗声说道，钱倒是没存下个啥，但我供养出了五个儿女，还有一个是大学生，当了作家，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存款！
现在想来，我不知是该为母亲感到骄傲、自豪，还是悲哀、无奈。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每次回家，都听村人对父母说，现在儿大女成人了，大娃又吃上了“商品粮”，你们两个老太爷、老太婆，也该享点儿“清福”了。可是，除开逢年过节和父母的生日，寄一点儿钱回去外，我并没能让母亲享受到多少“福分”。甚至有好几回，为节约一点可怜的路费，春节时我连老家也没能回，而让父亲和母亲在万家团聚的日子里，冰锅冷灶地在乡下过年。
前年春节回家时，与父母闲谈，无意间说到我想调动一下工作，可能要花不少钱，母亲当即起身，翻箱倒柜，找出家中仅有的900元钱递给我，说：“少是少了点，多少总能做点儿事吧。”
我知道那些钱“攒”得多不容易。那是母亲从牙缝里，一点儿一点儿抠出来的，是母亲从油盐酱醋里，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省下来的。母亲一直患有胆囊炎和胆道蛔虫病，每隔几年就发作一次。每次发作，都痛得大汗淋漓，在床上撕被子、摔枕头地直打滚儿。可她一直拖着、忍着，再怎么也不肯去医院治疗。“没得啥子，不痛就算了。”母亲淡然地说，“再说，去一趟医院，那得花多少钱啊！”——母亲的钱，我怎么忍心伸手接？
见我不肯接，母亲又说：“老大咧，我晓得，你现在也难，毕竟成家了。以后没啥事，就不用再给我们寄钱了。”
我依然推辞着，母亲又说：“我和你爸，能过就行了。再说，我们还能有多少日子？娃哩，你的路还长，调动工作要紧……”
说时，母亲那双略有些浑浊、老花的眼，一直望着我，望得我眼睛直红、直痛。
接到父亲的电话后，想着母亲，我怎么也放心不下。刚好单位要到市里办事，我便假公济私地讨来差使，到了市里。
在父亲说的那个工地上见到母亲时，她正躬着身子，推着一小车水泥浆，在坎坷不平的建筑工地上，吃力前行。
几个月不见，母亲似乎又老了一截，又瘦了一圈。那被泥汗濡湿的头发，粘成一绺一绺的，在料峭的春风中，微微抖动着，禁不住寒冷似的。
我含着泪轻轻叫了一声妈，赶忙跑过去帮着推起车子。
母亲一下子怔住了：“老大，你……你怎么来这儿了？”母亲瑟缩的神情，有些激动，又有些惶乱无措，仿佛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
“妈，你不是答应不出门的吗？”我低头推着车子，闷闷地问道。我不敢抬头看母亲。我怕她看见我脸上悲哀而无奈的泪水。
“我……”母亲看了我一眼，也低下头去，顿了一顿，才说，“地里活忙过了，反正没啥事，闲着也是闲着。”母亲嗫嚅着说，仿佛真是做错了什么事：“再说，一天下来，除开伙食，好歹还有八九块钱……”
八九块钱！母亲这样整天在工地上忙着，累着，奔波着，而其劳动所值，竟然只是八九块钱！我几乎要愤怒地叫出声来了！然而，一块断砖卡住了车轮，也似乎卡住了我的心。好半晌，我才缓过气来。望着母亲那被微微的汗和泥洇湿的脸，平静地说：“今天做了，我们就回家好吗？爸一人在家，谁都放不下心……”
母亲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装满水泥浆的小车，点了点头。“我也正这么想。”母亲说，“那几亩地的麦子和油菜，也该浇水施肥了。”
母亲说这话时，眼睛一直望着远方的山野。那里，一小片油菜花模糊地开着，在灰冷的春日天空下，显得有些暗淡、憔悴，像一块褪色的布。
我知道，母亲最挂念的，其实还是那几亩土地。虽然那土地上的出产，并不能给她带来多少实际的价值，但毕竟，那是她卑微生命的依托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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