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在报社的时候，晚上八九点才能走。天擦黑，就三五同事打伙去凑顿晚饭。
有位单身京漂的同事，难得母亲去看她，并且小住半个月，天天在报社得瑟得不行。结果天黑了，居然和我们一起去拼餐。我们很奇怪：“你不回家去吃妈妈做的饭？”
她连连摇头，一脸一言难尽：“别提了，我妈做的饭真是够难吃，我不和你们去调剂一次半次，撑不下去了。”我们全体大笑，个个心有戚戚。我们这一代，大部分出身中国第一代双职工家庭，母亲善烹饪精女工的，大概没几个。
文人雅士怀念“妈妈做的菜”，是隔着几万里辛苦路，时间给洒了浓浓的胡椒面，催泪；也是因为他们大抵是中产家庭，有一个擅长调和五味的母亲吧。朱德在《我的母亲》里面怀念母亲：“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布。……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再有滋味，只怕也无法认为是美味，没什么舌尖上萦萦的追忆。而写了《饮膳札记》的林文月，想必她的儿女回忆起母亲的十九道佳肴，也就是味蕾的《古代十九首》吧。
我妈是农家女出身，初中起就开始住校，每学期初扛着一麻袋红薯去交伙食费。一路吃食堂吃到大学毕业。
直到妈妈退休，在我们姐妹还没养育第三代之前，她有过几年云流水在的闲工夫。我们早已搬到武汉，楚地多少风流，她也学做了一些糍粑鱼、粉蒸肉。好日子没两年，“健康饮食”的理念便大行其道，从此饭桌厉行极简主义：盐淡油清，白水煮是常事，恨不得学《怨女》里的银娣：“省油，用一只毛笔蘸着油在锅里划几道。”味精是禁品，唯有醋大量挥洒，跟不要钱似的（据某养身书说：醋是碱性食物，对人体有益。醋为啥是碱性的？这逻辑太神奇，我至今不解。）从此我家厨房的味道，便比较像中世纪炼金士的实验室，酸得怪异，实在不勾引食欲。
我客居京城，偶尔回家，在餐桌上居然尝到美味，总是很诧异。我妈就哼一声：“昨天/前天，从餐馆打包回来的。”顺带批评一下中国的餐饮业：有什么好，油也大，盐也大，都是味精调出来的味道。我，举箸心茫然，为又一次暴露了粗鲁的饮食观而惭愧不已。
但，怎么说呢？她弄的菜真的不怎么好吃，但我记的是另一些：她在深秋侵骨寒的霖雨里，搭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为我买豆丝，因为“都说那家最正宗。”我在红菜苔刚刚上市的十一月匆匆回家一趟，她给我炒了菜苔，自己一口不吃，“我吃的机會多呢。”其实也不多，这虽然是青菜，现在贵得令人咋舌，她平时不怎么舍得吃。
而我怀念，每个冬天，几乎每晚，我们必吃的火锅：牛肉汤，鱼头汤，羊肉汤，搁很多蘑菇、千张、菠菜，我最喜欢吃鱼圆子，每餐必备。一边吃一边嫌她调的味总是淡得离谱，多多加盐，加火锅底料，她也默许了。饱得再也吃不下去，她还要叫我：“你给捞了，别剩下。”盛在勺里诱惑我，无论我怎么说减肥都不行。
白气蒸腾，汤香扑鼻，围炉而坐……这就是一个家。这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这么了解我的口味，无论这口味如何与她的理念背道而驰，她总愿意一边嘀咕着一边为我弄出来。
妈妈做的菜，其实很难吃，却是我一生，不會再遇到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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