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弟弟去北京上学以后，母亲就常常提醒我去邮局开信箱。其实，我几乎是两三天开一次的，可母亲嫌少了，最终要去了我的邮箱钥匙。
弟弟终于来了一封信，三页纸，夹了两张相片，背景是夜色下的王府井。母亲空闲时就坐下来，戴起老花镜，把那三页纸慢慢地端详，然后再拿起相片隔着一尺远：唉，又瘦又黑！馒头肯定吃不惯的，怎么办哪？我们就劝：没瘦，没瘦，晚上照相人都是显瘦的。母亲不依：下巴都尖成这个样子了，还不叫瘦啊！
每次，当我们喝着藕炖排骨汤时，母亲都要轻轻地叹一口气：你弟弟他每餐是喝不到这么鲜的汤了。我们仿佛也酸酸地安慰：等他放假回来，你天天煲给他喝，不就补回来了吗？
母亲，她是从来不看《新闻联播》的，但自打弟弟走后，她每天必看。有一次，我和妹妹轮番笑话她：怎么关心起政治来了？她说：哪呀，我是在看后面的天气预报呢。难怪呢，怎么初秋时我们还穿着裙子，她就把毛衣毛裤全寄到了北京。原来，她是从天气预报里知道，北京已经很冷了。
后来，弟弟挂电话回来，要家里把父亲从香港买回的那只随身听邮过去，说要练习英语口语。我说路太远，这么贵的机子碰坏了划不来，不如就在北京随便买一只吧！母亲一把抢过听筒，大声说：寄，寄，明天就去寄，多包几层，保险碰不坏。
那一只随身听，被母亲像对婴儿那样，细致而缜密地包裹起来。第一层套了带孔的防震薄膜。第二层裹了一种很柔软的布。第三层附了棉花。然后才装进一个小木盒里，然后又套了一个小布袋，认认真真地填好地址，寄出去。中秋节那天晚上，弟弟挂电话回来。母亲慌忙跑到卧室的分机去接，她要弟弟去街上买几块月饼吃，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被我听见了，是哽咽着的。
海子有一句诗这样写：有一些花开在树上，有一些果结在地下。而母亲就是一株树，一株开满紫色花朵的苦楝，她的孩子她的果实，即使真正成熟了，她都不要他们坠到地上去。她要把她的果实高高地擎在枝头，穿云渡月，沐风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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