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从未听母亲讲过她的身世，直到2008年的那一天。
那天，我在翻阅史料时发现了这样一件事：孔祥熙的大儿子——有名的“衙内”孔令侃，当年竟要娶张乐怡的妹妹为妻。张乐怡者，堂堂“国舅”宋子文之夫人也，亦即孔令侃的舅妈。然而孔大少爷却扬言道：“娶了她，我跟宋子文就是连襟了！”了解到张乐怡和母亲同为江西九江人，于是我忍不住问她：“妈，你知道这件事吗？”
那一年母亲90岁。她的回忆是从其自身开始的——
金家抱了个襁褓中的女娃娃，那是母亲
“我们金家与张家住斜对门。张先生名叫张谋之，在九江盖了不少房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房地产生意。盖房子要用五金，而我的父亲是开五金店的，为此两家经常走动，关系也非常好。张太太共生了11个孩子——六男五女。宋子文的夫人张乐怡是三女儿，孔令侃要娶的那个叫张满怡，是张家最小的孩子。”
“然而，我的父母却膝下空空，难免对张家的人丁兴旺羡慕至极。那是1918年春末的一天，母亲照例又去张家打牌。张太太见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快满周岁的满怡，便开了一句玩笑：‘你喜欢，就抱回家去吧。母亲急忙摇头：’想是想啊，可惜没有这个福气。张太太见金家盼子心切，便好心地张罗起来。不久她打听到，给他们盖房子的一个姓杨的木匠，刚好生了一个女孩，老婆不喜欢，一心只想要男孩。于是张太太便托人到庐山脚下的十里堡将这个襁褓中的女娃娃抱了回来，花了多少钱不知道，倒是白白胖胖挺招人喜欢。张太太亲自给她洗了澡，还将满怡的小衣服给她穿上。接下来她便喊我的母亲过去看，虽说金家想要的是男孩，但经不住张家人一个劲儿地夸奖，也就同意了，把孩子抱回了家。这个女孩就是我。”
此前，我只知道母亲与外祖母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她说过，家里从不支持她读书，高中尚未毕业就逼着她出嫁。我的心在怦怦乱跳，但同时也恍然大悟：原来母亲与金家没有血缘关系！尤其是到了第二年，他们终于又抱回来了一个男孩，母亲便无人过问了。
年长她9个月的满怡，成了她最要好的朋友
家中的厨师老周很同情这个缺少母爱的孩子，一次挑水时他指着远方悄悄地告诉母亲：“你的家在那边。”井台虽高，但母亲看不见；话语虽明，但母亲听不懂。她只知道自己是从张家抱回来的，她把那里当成了最温暖的地方。
年长她9个月的满怡，成了她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从小在一起玩耍，一起长大。她有一个洋娃娃，眼睛可以一睁一闭的，可能是她家的什么人从国外带回来的吧，这在当年来说，真是稀罕物了。”母亲的回忆充满了甜蜜。我问母亲，你们去谁家的时间多？她回答道：“满怡的哥哥和姐姐都把我当成他们的小妹妹，我更喜欢到他们家里去玩。”
九江儒励女中附属小学位于美丽的甘棠湖畔，母亲与满怡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小学时光。论名气，它在当年也算得上是所响当当的“重点学校”，但是，“硬件”稍差。满怡的家人不愿委屈了这个最小的女儿，六年级还没毕业，便为她办理了转学手续，让她追随哥哥姐姐一起去了上海。
“分别时我们依依不舍，满怡送了我一支自来水笔，用网兜套着，挂在脖子上，这在当年算是一件极其高档的礼物了！”外祖父知道后，硬是要母亲还回去。满怡不高兴了，她重新将那支配有网套的自来水笔挂在了母亲的脖子上：“看见它，就想起我；想起我，就用它来给我写信！”
从此以后，两个小姑娘便靠书信来传达相互的思念了。满怡说，她天天盼着寒暑假，为的是可以回到九江；母亲说，她天天盼着邮递员，为的是可以读到朋友的心声……直到有一天——孔家大少爷厚颜无耻地上演了那出“逼婚”戏，满怡这才不得不跑到国外去躲避。
我以为母亲与满怡的故事到此结束了，不料更精彩的还在后面。母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开始激动了——“抗战期间，为逃避包办婚姻，我与家里人断绝了来往，独自逃难到了重庆，找不到工作，连吃饭都成问题。走投无路之时，想起了远在美国读书的满怡，于是壮着胆子写了一封信，送到国民政府，请宋子文转交。他不仅将我的信转到了美国，也将满怡的回信转给了我，信中还附着10美元。她说她正在读书，手头没有更多的钱，请我原谅。”
母亲与满怡的又一次见面
窗外的光线渐渐地暗淡了下去，我与母亲的谈话已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我还是不尽兴，继续追问道：“你与满怡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哪里？”母亲沉思了一下，又讲起了她们之间的最后一段故事：
“那是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上海。一天突然接到满怡的电话，说她也回国了，非常想见我，约我到永安公司的‘七重天去见面。她的丈夫郭琳爽是永安公司的经理。我去了，是空着手去的。现在想起来都非常后悔，那时虽然没有钱，最起码也该买个花篮吧。结果，倒是她送我不少衣料，在座的还有她的三姐乐怡和四姐德怡……”60多年前的场景竟然历历在目，她详细地讲述了每个人的衣着和打扮，甚至相聚时所坐的位置：三姐坐在窗户前，四姐坐在门旁边……母亲眼角的泪珠终于滴落了下来，我则似乎感受到了她的心跳。
那天晚上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她在感谢我——感谢我给了她一吐为快的“机会”，让她倾泻出了埋藏在心底数十年的秘密。而我望着她花白的头发，不由得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1985年的秋天，母亲随父亲去重庆开会。返程途中轮船停靠在九江码头，她一个人悄悄地上了岸。她于晨曦中眺望著远方，眺望着她的故乡。她说她哭了，年近七旬的她流了许多眼泪。
在与母亲的这次谈话后不多久，我写了一篇小文道：“我想知道，这位张满怡女士是否还健在；我更想代表母亲向她及其全家问好，真希望二位老人能在有生之年再见上一面。母亲毕竟是从张家抱回来的，她忘不了那个能闭上眼睛的洋娃娃，它为幼时的母亲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她更忘不了战火纷飞中的那张10美元钞票，它着实为饔飧不继的母亲救了一把急……”
母亲读完后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你不明白，我真正感念的不是这些，而是张家的父母，他们一点儿也不’重男轻女，5个女儿全都读完了大学——这在当年来说，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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