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里，妈妈给我打下手。我一边挥铲炒鳝鱼，一边唠叨：以后一定要买料酒，鱼、肉才没腥气，不要几块钱都舍不得。她固执己见：放胡椒粉一样去腥……说着，拿起一只小纸袋，往锅里倾撒。
端上桌的黑鱼汤，极腥，丝丝缕缕，似凌晨浮雾，让人见了没胃口下筷。
短短三月不见，她忽然化了妆一般的老去，急风骤雨，将最后一点青春的影子席卷一空。没有预兆的，像一堵墙抵不过长风狂雨的盘剥，溃然坍塌，她因病痛而肿浮的脸庞，竟都填不满沟壑纵横。她的发，也猛然下了一层早霜。
我说：你去把发染黑吧。她用一个莫须有的理由搪塞。我明白，连料酒也不买的人，如何舍得去染发？
在乡下时，她就出了名的节俭。九十年代中期，我回老家，还被隔壁邻居忆及：你家牟牟（妈妈）真算小（节约），年三十中午吃剩稀饭嘞。我也记得，某年，盛夏，一碗米饭，搁碗柜过夜。第二天，她不舍得倒，为把馊味盖住，做起蛋炒饭，吞下。半夜，我们匆忙叫医生来给她打针。
后来，到城里，她依旧过得紧巴。平素，她只买些下脚菜，卷了边的、打蔫的，水份尽失，因为便宜。偶尔，她也买骨头煨汤，只是，那骨头，并非肋排、筒子骨，而是最贱的颈骨、带了血的漕头骨。我们苦口婆心，与她理论说，虽便宜，但颈骨比肋排打秤，又无营养。她永远不依，下次照旧。渐渐地，我们姐弟仨对她起了怨意，以至要不齿于她的愚昧……
现在想来，我们看到的，是她永远抠着一分一厘的小钱；却没看到那些钱，是她来城里后，凭着手艺，一家一家制衣厂辛苦缝衣所得。那时，最后一口饭含在嘴里，她就急急赶路，往工厂里去。
许多年过去。我们仨陆续尽飞，只剩下他们老俩口。
那日，她打电话给我，无比叹息地说：家里过去穷，你们小时都没能吃上好的，身体亏得很，我要再余些钱给你们把身体补好。
我突然心酸：曾经，她余钱，为我们筹学费，办嫁妆；而今，她复余钱，给我们补身体。
长窗外，榴花正盛，她和父亲靠着窗子，思忖着如何卖掉两所大房子，那是他们一生的积蓄。如今，他们要把这所有，全部投向北京，给他们惟一的儿子。她说：想着我们死后，他一人在北京无依无靠，你们姐俩又照顾不到他……我反问：他不是有女友？且吓唬说，北京下的黄沙两寸厚，你们还是留在江南的好。她却倔强地憧憬，说是弟弟女友每星期都挂电话过来，并且透露非常喜欢跟老人一起生活。
这样的两个人，历经六十多年的人事，竟如此纯粹，如此缺乏机心，径直将后半生的快乐，寄托在一个未曾谋面的女孩子身上……
临走前的下午，丈夫说：我们赶快上街去，给你家买一把菜刀……
她至今，还在用豁了口的菜刀；她至今，用几角钱一包的胡椒粉替代几块钱一瓶的料酒。一点一滴，省下的钱，都是为了儿女的幸福，都是为了给他们的家再添一片瓦。
想起我年幼时，她挑一台缝纫机，走村串巷，一别数日……
记得当年，某日午后，我忽对外婆说：我想牟牟了！外婆颔首：那你就到堂屋去看吧。我“扑扑扑”跑去，仰头，看她在墙上镜框里微笑，看她洁白牙齿，看她乌黑发辫，看她一袭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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