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是个叛逆的男生，1985年出生在上海郊区。
2004年我19岁，一腔热忱一穷二白，每天跟一帮“新概念作文”出来的小作家畅谈未来。当时有出版社找到我，提出让我写一本书“曝曝料”，写一写那群新概念作家的八卦博取眼球。我当时心高气傲，瞧不起那些玩意儿，没有答应。那时候曾试着写电影大纲，当时有人看中了我的大纲要买版权，不给署名，被我一口回绝了。2005年，眼看写东西维持不了生计，我进入一家工厂做技术员，数控冲床，干了七八个月吧，一直萎靡不振的，有一天发了半天呆起来就辞职了。
那个傍晚，我像个民工一样坐在马路边，迷茫着望着四周，然后眼瞅着一辆公交车从我面前经过。那辆公交车车体上有个很大的旅游广告，上面醒目地写着一句话，大致是：你去横店了吗？
2006年10月10号，我来到了横店。从上海出发时我身上只有300来块钱，一路上除了车费、吃吃喝喝，还为自己置办了一件衣服，到了横店就剩下四五十块钱了。
我随便挑了个景区下车，准备去摸摸情况再说。可进景区需要门票，好像当时“广州街”是60块钱，“明清宫苑”是80块钱。我连门票都买不了，只好在后门口徘徊。
有个群众演员的群头，看见我在那傻站着就问：“你哪个组的？”
我说：“我没有组呀！”
他又问：“那你跟谁的？”
我想了想，撒了个谎，说：“我找朋友的！”
聊了一会儿，那个群头望着我说：“那你现在准备干吗？”我答：“我也不知道呀！我等着朋友回来！”
群头于是说：“我这儿正好有个活人手不够，你要不要顶替下？”
我心里大喜：“没问题呀！”那个戏是张卫健的《A计划》，我到横店的第一天，做上了群众演员，第一次吃到了剧组的盒饭。
当时我没地方住，群头正好有哥们儿跟组外出，空着间房子。我住在一间只有床和一张破桌子的房间里，开始了“横漂”群演生涯。
群众演员当时一天才20块钱，特约要80～100块。戏拍了四五天，有两个群众演员羡慕地对我说，你运气不错啊，每天都有特约拍！我一愣，说什么特约啊，我演的是群众！他们说怎么可能，你没看到我们的戏服是脏的你的是干净的嘛，没看到你不但露脸偶尔还带台词嘛，你是特约，你那个群头从来只接特约的戏！
我才发现上当了。当天在拍马雅舒主演的一部戏，我演个药房小伙计，拍完戏有人来给我拍照片。我故意说：“我是群众演员你拍什么照片啊！”拍照的人无辜道：“你是特约啊。”群头发觉露馅了，走过来哄我说：“啊，这个是特约啊，我也是刚知道啊！”
我心里暗暗不爽，群头问我下次戏是什么时间，我说是后天，然后动了动脑筋说：“啊，后天我没空！”群头心知肚明，有点儿郁闷，然后掏出钱来说：“哎，算了，这80块钱全给你好了！”
但我还是没有继续跟着他干，我觉得自己翅膀硬了，扔掉靠山，从此过上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单干生活。那些日子每天都跟组跑龙套，8小时20块钱，超出1小时5块钱，但如果要当天现结账，每20块钱扣2块，5块扣1块。大部分群演都非常穷，等半个月再结账就要挨饿，所以大家都选择“现结”。
那些日子有点儿悲催，经常只能啃凉馒头。记得那个冬天，晚上七八点钟，我拍完戏回来，在马路边买了几个包子边走边吃。对面有两家小饭馆，因为快圣诞节了，都被装饰一新，打一眼看过去热气腾腾的很让人向往，而我的包子早就凉透，低下头闷闷地啃两口，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没几天就是元旦，我特意改善伙食煮了大白菜，这时接到了老妈的电话。我装作很高兴地说：“我过得很好啊妈，冻不着饿不着，有很多戏都找我拍啊！”
挂了电话，一个人酸酸的，饭都不想吃了。
第一个来横店看望我的人是舅舅。当时他去杭州出差，打电话给我。我们在餐馆点了一桌子菜，舅舅一眼看出了我的窘迫，直接问我，你有钱结账吗？我老实回答说没有。他结了帐，叹口气说：“你何苦呢？！跑到横店来干吗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答案。
我更卖力了，一天拍10个小时以上很正常，能赚50来块钱了，后来也开始做小群头。但有一次，我叫了些群演的朋友去接一个戏，拍了三五天吧，结果临结账时那家伙卷款跑了。我傻眼了。但那二三十个人是我叫去的，我就自己贴钱给他们，差不多来横店攒的一点点积蓄全搭进去了。也有哥们儿很仗义，不肯要我的钱，说自己差了这一二百块也饿不死。
那段时间我什么活儿都干，群演、群头、各种助理，还去当替身替明星跳河，跳河的戏经常是身上绑了保鲜膜就往水里扎，因为保鲜膜能隔绝湿气，保暖，也不显得臃肿。但即使如此，我最后还是撑不下去了。2006年底，我答应了朋友跟组吴宇森的《赤壁》，似乎是做副导助理，但是电影迟迟不开机，我又不敢接其他剧组的长活，因为一接就是两三个月，所以断档的我山穷水尽，有了撤退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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