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刚停下，不，是还没停稳，我们就被包围了。其实那阵势我透过车窗已经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把路旁的人行道占得没了缝儿。只是没预料到，他们这么快就闻风而动，见有车子开过来，就蜂拥而至，简直是一支快速反应部队。
正驾驶和副驾驶座位上的我俩，一时间仿佛成了被免费观览被随意打量的天外来客。一对对眼睛齐刷刷地投向车里。我摇下车窗。他们又凑前了一步。
“找保姆吗？伺候病人？老年人？我都行！”人群里有个老太婆先开口了，她的眼神有些焦灼，看样子等活计等了时日不短了，恨不得马上有人能把她领走。看她的容貌年龄倒像是该享受“伺候”了，可她的话语胸有成竹。
“不，我们想找工人。”
“干什么？日工还是月工？”一个中年男人挤过人群，把头探进来。
“按天算，手工活。”随后，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下。
“我知道，我知道。这活我干过的，去年在大港，也是这活。”中年男人显然很兴奋，他迫不及待地接过话茬。他在说，他的周围，一双双耳朵竖起来，一对对眼睛圆睁，唯恐错过什么信息似的。
城里人称他们“水猫”。就是那种来了粗重的急活，临时在路边就能把他们找来，或来这儿，市民都熟知的临时工市场就能挖来的“人力”；是干完活数了钱扭头就走的那种；是走在大街上，没人肯多看他们一眼的那种；是从衣着打扮和神色就能一眼辨认出身份的那种。他们在街上，或在大桥下聚集，等活，找活。
我坐在车上，不是轿车，是粗重的箱货车。即使这样，也让我感觉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或许是错觉吧，因为他们压根就不在乎你是谁，以什么方式、怎样的口吻和他们说话。他们直奔主题，能谈来活计就好。他们也习惯了团团围住疾驶而来的轿车，讨价还价一番后，被带上车呼啸而去，或是继续揣着手，嘻哈地相互推搡着又堆到桥下或蹲到路旁。
我却因此局促，不安。我更希望是和他们对面、站在同一高度的地平线上，你来言我去语，有一句没一句地交涉，那样我心里会更舒服些。可车门打不开，车被拥得太紧了。
听了我的介绍，中年男人问我地点在哪儿，我告诉他比大港近，在市区，但是市区外环。
“你住哪儿？怎么去啊？”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句可以不在我了解范围内的问题。他迟疑了一下，略显自嘲地说：“我住哪儿？哈哈！我们居无定处，到点不误，给你干活去就是了。”
他又强调了下：“你放心，你一个电话，我就到。”那语气，像是他手里握着个千军万马，一吆喝，要多少人有多少人。那份把握和自信，好像什么活计都不在他话下。
似乎谈妥了，我记了他电话号码。正笃驶脚下的油门踩动，反光镜里，人影变成了小点点，我竟然发现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
我不愿承认我的泪是慈悲泛滥，我有资格以慈悲自居吗？我果真比他优越吗？我们都是当初女娲娘娘一把黄土捏成的泥孩子，各自选了角色，到生灭世界来戏耍一遭。辞行前我们都曾信誓旦旦“无论怎样的境遇，我愿意面对，我能行”；我们给自己打长工，兑现我们和生命签的那份契约，直至工期完成圆满交活。在这一次的时空剧情中，我临时客串一个叫“雇主”的角色，他友情出演一个叫“佣者”的人物。这一生也许物质上我们暂时贫富有别，本性我们永远没有贵贱之分。
但他和我确实不同。我有幸赢得了个“属于自己”的营生。我被上天恩赏了一些叫“订单”的物件。订单多时，我会因劳务短缺而寝食难安；拿不到定单时，我又会忧心忡忡。而这汉子，他更像是个绿林草莽之夫——我有一双手，我有一双脚，我有的是力气，我的勇气没丢，我有机会，我的信念尚在，明天不会太糟！天没绝望，地上肯定有我一口干粮。我远走他乡，就相信一定有个活计在等着我，有个地方供我栖身，我何惧何怕何恐何愁？
我们同在命运的赌注里孤注一掷。这一局他虽不一定赢，但气势上，他比我潇洒，比我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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