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子里的风景五颜六色。这些或粗或细或新或旧的线轴，是我母亲在几十年的缝纫生涯中积攒下来的。我已经在里面翻找了好一会儿，仍然一无所获。这时候他从外面进来，把一只线轴向我眼前一递。
我不接，说：“不行呀，这个是黑的。”
“那条裤子不就是黑的吗？”
我吃了一惊，抬起头看他。他神色如常，并没有和我开玩笑的意思。据说魔羯座的人大多不苟言笑，我父亲一向也是如此。
我更加不明所以：“那裤子是蓝色的呀，深蓝色。”
我父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疑惑。他向那条搭在一旁等着扦裤脚的裤子凝神审视了一番，又瞧瞧手中的线，说：“不就是浅一点么！”口气是带一点商量的。
我说：“什么呀，差不少呢。”
我觉得我父亲今天有点古怪，忍不住探究地朝他看看。小时候，我去我父亲的单位，他的那些同事一看见我，就会扭头去看我父亲，说：“哎呀！你这闺女和你长得可真像！”或者：“这丫头的眼睛和你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么！”这时候我父亲就笑得“嘿嘿”的，露出满口白牙搪瓷般闪亮。但是我不笑，因为如果我也笑，嘴里的两颗豁牙子就会曝光。
我不知道我父亲是哪一年当上的科长，我只知道他在24岁上成为我父亲。但是我出生的时候他正在海上。这是北半球的六月中旬，海水一片碧蓝，又一片黛绿。那艘巨型渔轮是浮在水面上的一枚叶子。一直要到许多年后我才会知道，我父亲眼中的大海与我眼中的大海并不一样。也许每个人眼中的大海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也只能是投射在某个人或者某个物种眼底心间的各不相同的影像。只是那时候我还太小，这世上的每一样东西在我眼中都是奇迹。当我吃饱睡足，如果没有人把我抱起来四处走动，我就用哭声抗议。我母亲只好用几只大枕头把我夹在中间，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坐”着的姿势，可以扭动着脖子左左右右地看。当我父亲一脚踏进家门，正撞见我深陷在几只枕头的包围圈里向他瞪眼。我父亲大叫一声，一把将我从枕头的围城里搭救出来。他把我搁置在他头顶的宝座上，准备去外面展览。我祖母慌忙跑过来制止他：“看吓着了！吓着了！”其实我没吓着，倒是乐得“咯咯”响。
从此，我父亲宠爱我，我是他的枝条上结出来的最合他心意的一只苹果，果心里藏着一枚与他当年一模一样的核。我眉心里锁着他给我的倔脾气，骨头深处是他大而单纯的寂寞。我毫不犹豫地携带着他的基因，包括那被上天不小心损坏了的一小部分。
我上小学以后，我父亲就不再出海了，留在公司里当报务员。他工作的时候不允许我待在旁边，打发我去外面的阳台上玩。
我父亲从“外海”回来后就不再吃鱼了，这件事让我家所有的亲戚们都惊奇不已。他们说，因为大海里不长蔬菜，在远洋渔轮上工作的那几年，我父亲吃掉了理应均匀分布在他一生里的全部的鱼。
连他的同事也弄不懂他不吃鱼的奥秘。与我父亲一样，他们年轻时也大都有过海上经历，有的甚至还当上了船长，在波涛之上颠簸了30年，却没有谁因此养成不吃鱼的习惯，也没有谁就此变得沉默寡言。恰恰相反，他们会讲很多笑话，把简单的家炖鱼做得花样翻新。他们都是些与生活彼此契合得亲密无间的人，也就是幸福和正常的人。与他们相比，我父亲似乎拥有更多缄口不言的秘密——他或者他的一部分，始终游离在生活之外的另一片海域。
许多年后我渐渐明白，一个人要用尽他一生的光阴来懂得他自己，再用几辈子的光阴去懂得另一个人。即使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你血肉相连的父亲，即使你血管中流淌着属于他的血液，即使你长着他的眼睛、他的嘴唇，但是你永远也无法代替他看见和说出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份命运。
后来的某一天，在与母亲的闲谈中，我忽然想起那一天我父亲的奇怪表现。没想到我母亲不以为意：“你爸分不清蓝色和黑色，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说：“啊！”
我母亲接着说：“你不也是分不清一些颜色么？”
“谁说的？！”
“那一年你升学体检，不是认不出那些图案？”
哦，我想起来了。
那一年我报考的是纺织专业，必须通过色盲检验。医师向我展开一本五色斑斓的画册，让我从那些千奇百怪的色块中分辨出图案。我很快找出了一只蝴蝶，又在蝴蝶的一只翅膀上找到了一座山，在山脚下找到了一个奔跑的人影。
但是医师仍不罢休，催促我：“还有呢？”
怎么可能还有？我的视线在那些色块的荆棘丛中茫然穿行。排在我后面的同学见状也替我焦急，伸出手指悄悄在我背上划字。见我没反应，又反复划了几次。等候在外面的我母亲这时也觉出了异样，开始往我这边探身察看。对面的医师狐疑地盯住我，用眼神警告我身后的那位同学。我脑子里嗡嗡作响，汗水哗哗地从全身的毛孔里窜出来。我闭了闭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再向眼前的迷宫看过去。答案终于被我找出来了：在那只蝴蝶绚丽的身体之上，正隐约浮起一只属于黄种人的宽厚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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