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霓虹灼伤我的眼
那一年，我以全县理科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南京一所大学。
如果你来自一个偏僻而贫穷的小村，突然来到这么华丽的地方。突然见到这么巍峨的大厦，甚至见识到那么惊人的物价，没有人会仍然镇静如常。
我和父亲走下火车的时候，看着火车站那么多的人，立刻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本来在家就已经打算了很多遍的想法和勇敢的行动都在这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跟着父亲在火车站广场转悠了好久，也没找到学校承诺接待的校车和接待点，我俩像突然被扔进了太空一样，失去了重心。这里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我熟悉的标志，所以只好跟在父亲身后，想让他的身影挡住我的窘态和恐慌。但是父亲和我一样，也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于是我硬着头皮向一个指挥着停车的交警走过去，嗫喏着想问一下36路车站在哪，但是我还没开口，他就转到一边和别人说话去了。我又走向一个卖报的大娘。在我的概念中，大娘应该是比较随和的。当我向她问起的时候，她有点茫然地看了我一下，随即便理解了我的意思，嘟囔着说了一句我听不大懂的话，就转身去向别人兜售报纸去了。我尽管没听懂她说什么，但是也不好意思再问了。而且由于慌张我也没有想起来应该购买她一份报纸。那样的话说不定她就会耐心地告诉我了。第三次我鼓励了自己好久。找了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很热心，主动带着我们到了36路车站。
终于进了学校，我擦了擦路上积聚在脸上的汗水。大路两边到处都是自行车。比镇上庙会的时候存车处摆的自行车都多得多。外边很热，这里却很凉爽。又高又大的梧桐树遮严了整个路面，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这里将是我学习的地方，我不禁高兴起来，忘记了刚才经历的尴尬和不快。
胆怯地来到年级办公室，里边好多人，充满了欢快的笑声。我一出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了我身上，我有点不自在，我担心我身上什么地方沾上了很多的灰尘，才引起他们这么的注意。父亲在我身后。因为他也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里边一直持续的笑声和一束束的眼光已经在心理上压得我透不出气了，手上满是汗水。我往里边走了一步。我是父亲的儿子，在父亲眼中应该是很有出息的儿子，也是他的希望，所以我鼓起勇气对着里边的人说我是新生。来报到。他们竟然一脸的问号。直到办公桌后边一直坐着的那个很漂亮的女孩笑着对我说：“麻烦你讲普通话。”才让我醒悟过来，我讲了将近二十年的家乡话在这里是不适合的，也许是他们看到我的窘态，都随和地笑了起来。他们也大概明白了我是来报到的新生，拿出了登记表给我填。后来我们就被领到了宿舍，里边空空荡荡的，还没有人来过。
因为还不知道这里有招待所。晚上我和父亲就住在宿舍里。住宿用品到第二天报名后才能去领，宿舍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一个师兄到他们宿舍给我们拿来一张席子、一床被子、一条床单，晚上父亲坚持要睡在那张大桌子上边，让我睡在惟一的一张席子上。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睡意。睁着眼睛看着窗外斑斑驳驳的树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父亲第二天上午就去买车票了，说买到车票就直接回去。家里有太多的事情。
父亲走了，而我就这样一直坐着。坐了一上午，又坐了一下午，中午也没吃饭，看着太阳升起在东边，又坠落在西边，也和我家乡的太阳一样明亮。
故乡是无法诠释的词目
我的高中生活是在一个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小县城里度过的，这里缺乏一个现代社会的人应该接触到的基本资源。那时候疯狂的只有梦想，就像60年代家乡父老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一样疯狂。
我的梦想都印刷在各个大学的宣传画册上，我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不断脱发的脑袋上。也许进了大学我就成功了一半，尽管那时我还不能明确说出什么是成功或者即使是成功最简单的一些标志，但我一直期待着鲤鱼跳过龙门的喜悦，在家乡人的眼中，那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传说而并不是一个目标。
那时候的一切生活都围绕着大学这个话题在转，为了这个所谓的理想，我12岁就开始离家住校，在各种大大小小、美丽或残破的校园里度过了我一半多的童年和青春。
高中所在的小县城里资源的贫瘠像北方的麦地，信息的传递不断在途中逗留，所以我那时候还在疯狂地喜欢着郑智化和杰克逊，以至于在不久之后大学里一个讨论会上，一个女生问我喜欢哪个歌手的时候，我自豪的声音立即引来了一片喧哗，这时候郑钩都要过时了，唐朝的大厦也已经开始倒塌。
尽管家乡很穷，天气很干燥，麦地也很贫瘠，但它的天很高、很蓝，秋天躺在路边看银河的感觉很舒服。它养活了一代代的家乡父老，也养育了我。俗话说，儿不嫌娘丑，狗不嫌窝穷。每个人都无法回避自己的家乡，家乡有我的亲人。还有我18年的记忆。所以一放假我还是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这个漂亮的城市，坐在列车上想着家乡忽悠忽悠的云和大地，还有母亲慈祥的笑、村小学里用炮弹壳敲出的清脆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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