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6年外科医生，11年法医，见惯了各种尸体，我坦承有时会有些想吐，但是，仅仅是想而已，我没有真的吐过。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我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对我自己的亲人。
父亲是2006年被确诊肝癌的。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半年的平均生存期。
父亲的身体非常好，我指的是，除了肝癌之外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很健康，因为每天游泳两公里的缘故，他的体形保持得非常好——我指的是腹水出现之前。现在难忍的胀痛使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我知道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可我还是给他找了亚洲一流的外科医生。在他腹水压迫剧痛难忍的时候，也曾经一天四五个白蛋白的静脉注射，如果他能好一点，哪怕稍微好一点，我会带他出去走走，我很感谢老天赐予了我们半年多的平静期。那半年父亲像没事儿一样，于是我们经常去没去过的地方，吃没吃过的东西，我很快乐，他也很快乐。
但是，躲不过去的事情最终你还是无法躲过。2008年，我回家，发现父亲有肝性脑病昏迷前期的表现。父亲得病以来，我曾无数次痛恨过我是学医的。对父亲的病情我完全无能为力，我的医学知识唯一能起到的作用是，预见父亲病情的发展，从而将我的苦痛翻倍。如果我的确没办法让他继续活下去，也许我可以帮他选择一个痛苦最少的死亡途径。我在医院的走廊徘徊了一夜。那一晚我没停止过观察父亲的病情。所以等我第二天和医生谈话，签字表示放弃治疗的时候，我很清楚父亲已经进入了昏迷期，我很安慰，我相信此时对他而言痛苦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的是，对我而言，折磨才刚刚开始。
父亲的心跳坚持跳动了一周，整整一周。对我而言那是怎样的一周，怎样的168个小时，怎样的10，080分，又是怎样的604，800秒啊……每一秒我都在质疑自己中度过，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对的，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残忍了。我在祈望，就让一切痛苦都成为过去吧，但在内心，却一直有另一个声音在呼喊，坚持下去，爸爸，奇迹总在再坚持最后一下的努力中出现。
所以毫不奇怪，我是最先发现父亲心跳停止的人。
我拿出准备好的衬衣，还有西装，我知道放掉了腹水，身材不再走样的父亲，穿上去应该很精神。
我还知道，要是想把西装整整齐齐地穿好，好到一丝凌乱的折痕也没有的话，最理想的办法是将死者翻过身来，脸朝下，双手向后反剪，然后将两只袖子同时套进去：那是给逝者穿衣的最佳方式，特别是身体开始僵硬了以后。但是我不愿选择这种姿势，那太痛苦了。我的解剖知识给了我第二个选择。我坐在床上，和父亲面对面，然后双手搂住父亲的腰，将他环抱着坐起来，就如同热恋中相互依偎的情侣那样。
父亲的体温还在延续，只是心脏已经不再跳动。他一周没有刮脸，胡子扎在我的脸上有些许轻微的刺痛。我让他的头靠在我右边的肩膀上，就好像他还没有去世，只是在我的肩头稍事休息，我的胸口和他的胸口贴在一起，我感到他身体的余温，正缓缓地向我传递。
我没有哭，只是泪水在无声地滑落。我在心里说：父亲，我就是你生命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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