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一直在咳嗽，胸里老是闷闷的。上周莫名其妙地发起烧来，一直在39℃左右徘徊，最终咬咬牙第一次走进了校医院。等输完三次点滴后，才鼓起勇气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母亲狠狠地骂了我，从为什么不注意，到一定要再打几个星期点滴，再到让大夫多开点药云云。我在电话这头一个劲儿嗯嗯嗯，说着我都这么大了能照顾好自己之类的话。母亲依然在千里之外的家里唠叨着。我就跟母亲打哈哈，说要不你来看我呀！
结果母亲并没有来，父亲却要来了。
下课后又收到了父亲的第二个电话。父亲在电话那头喘着粗气：“我在火车站呢，下午六点半的车票，晚上十点多到，到了北京南站怎么走？”我就那么在清华大学熙熙攘攘的主干道上怔住了。我仿佛看到了父亲拿着的大包小包里装满了感冒药和各种吃食，父亲那矮小的身材在“十一”前的火车站里一定显得局促而又焦急。
父亲只来过一次北京，送我报到的时候，他和母亲两个人认真研究了好久才学会了如何坐地铁。为了省一个晚上的住宿费，俩人在火车站的候车厅里硬是坐了一晚上。这些都是后来他们当笑话讲给我的，说北京的饭菜好贵，在火车站吃一碗泡面要五块钱，加满开水还要再加一块。
而此刻父亲又要来北京了，只是为了看一下刚得了感冒的儿子。我眼里一阵酸涩。
但理智马上让我回到了现实，我嗫嚅着跟父亲说：“还是不要来了吧！这两天课太多，来一趟我也没法陪你出去逛，改天和娘一起来吧。”父亲说：“没事儿，不用管我，我一个人四处溜达就行。”我说：“那怎么行，还是改天我陪你吧，再说来一趟花上五六百块钱还没玩儿好，多不值啊。”父亲弱弱地说：“那我去退票？”我说：“还有回家的公交车吗？”父亲说：“不知道啊，这里雨下得挺大的。”
我说不下去了，说：“我打电话问问娘吧。”
退就退吧，母亲说。我居然开始尝试着补救自己越发愧疚的心。“你跟爹说以后腊月里不忙了再来嘛，我那时候也不上课了，可以多陪你们。”母亲说：“行，我跟你爹说吧。”
我把母亲的电话挂了，一挂掉电话就后悔了。我有一堆理由去拒绝父亲的到来，却没有想想我也可以有无数的方法去迎接父亲的到来。我掏出手机，找到位于通讯录最上端的“俺爹”，又拨了过去。几声忙音后，父亲接起了电话：“我把票退了，手续费才十块钱，我现在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呢。”
游子的心真是天底下最硬又最软的啊！我甚至可以想象到，父亲望着车窗上雨水支离破碎的线条，心境几多凄凉。这一切我似乎都改变不了，只有神经在被触动的一刻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结结实实地大哭一场。哭完了蓦然发现：在父母眼里，我依然是个孩子，但我真的已经可耻地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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