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与年迈的岳母同住，夜晚，我们睡觉总是敞着卧室的门。妻子叮嘱岳母：“半夜要起来，你叫我一声。”可是，那天后半夜，岳母不声不响下床，也没开床头灯。她大概想借着朦胧的月光和窗外映进来的灯光摸索马桶，冷不防一屁股坐在地板上，花岗岩铺就的地板。
快天亮时，妻子听见了呻吟声，赶过去。岳母摔得不轻。妻子还埋怨她：“怎么不随手开灯？”岳母生活一向很节俭，我知道她是从牙缝里省钱，将来好一次性支援外孙结婚。我还要上班，她不想影响我睡眠。后来，我想，她是忍耐着疼痛，克制着不发出声音，熬到天亮。我们送她去医院。盆骨粉碎性骨折。
当时，岳母已87岁。住了两个来月的医院，她执意要回家。该用的药都用了。她在病房里时常失眠，置身于一种生命极端的境遇——都是缺脚断胳膊的病人，怎么能睡得好？家里换掉了老式卧床，订购了一张铁架护理床，两侧有护栏，岳母就开始了卧床生涯。
起先，岳母相当配合。她是小学教师，提前病退。她竟然“乖”得像一个温顺的小学生。吃喝拉撒已不能自理，可她认真地服药进食。墙上挂着一个电子钟，有时候，她还提醒我妻子：“我该吃药了。”
妻子已退休，现在，她仿佛重新上岗，整天侍候着母亲，总是在母亲的视线以内活动。不然，岳母就唤她。妻子给岳母喂饭，还表扬她：“今天表现蛮好，多吃了三调羹。”岳母尽可能多吃一调羹，也是想早日康复，下楼去走一走。这样，吃和走似乎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卧床第二年，岳母降低了愿望，她只想下床在室内走一走。循序渐进，先近后远，她可能这样想。可是，我们左右搀扶着，她也走不成，几乎是被架着，她的脚勉强擦着地板，却不能自主挪动，只能面对阳台，在藤椅上坐一坐，望一望她曾走过的地面。
我们竭力给她描绘能走的图景。有时，她怀疑药是不是配错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服下去怎么不见效？我说：骨头都打乱了，要重新紧密地组合，要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我像表扬一个小学生那样，说：“今天坐得多端正，有精神。”
岳母坐了一会儿，就支持不住了，她躺回铁床。坐的次数逐日减少，改为摇起床头，她的上半身慢慢升起，打开电视，选她喜欢的越剧。她像是打瞌睡，吃力地睁开眼，说：“我不能走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老调重弹，佯装轻松地说：“你要能走了，我们给你开个庆祝会，庆祝你‘潇洒走一回’。”
大多数时间，岳母似睡非睡，我们会蹑手蹑脚，生怕惊动她。她会突然抬起眼帘，像是经历了长途跋涉，累了，说：“水。”或说：“做了一个梦。”一个塑料杯，一根细管子，那是儿童的用具（杯壁都是童话般的图饰）。她啜着管子，发出断断续续的响声，水到了她的喉咙里，像转入一个不够畅通的管道。她间隔着发出吞水的咕嘟声。妻子像是裁判，中场休息，提醒她别多喝，说衣服还来不及晾干呢。
二
接近90岁的时候，岳母不再提“走一走”的话了。她心里还在想“下楼走一走”吧？她一定还在想，但她已经清楚，不可能了。我们仍然描绘“走一走”的图景，像在沙滩上建一幢楼，那么虚假，那么脆弱。换衣裤、褥子，她已经卧床卧瘦了。我双手托起她（妻子替她垫褥子），简直轻得不行，好像一块布包裹着一副骨架，骨头都抵出棱角。一副骨头，只是还有气息。
我还是希望她仍对“下楼走一走”保留着一定的信念。那样，她就能配合我们继续生活。
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傍晚，我回家，开启不知开了多少次的门锁，旋转三圈，最后是“咔嗒”一声，我尽量不让这种声音过响，可是，我觉得它响得有点过分。在门廊内，我换鞋，就听见岳母叫我的名字。
我走到她的床前，故意像一个士兵报到一样，敬个礼，说：“我回来了。”
妻子脱身，去洗堆积起来的碗碟，同时，开始烧饭炒菜。
岳母嚅动着嘴唇，发出干巴巴的声音。平时，她已声音微弱，只有我妻子能分辨出她说的内容，那声音似乎相当遥远，中途被风刮乱了那样。
岳母说：“放我走吧。”
我一怔一愣，赶紧堆起笑容。我不知道怎么应对，只能采取惯用的打岔，说：“今天感觉还好吗？”
岳母说：“放我走吧。”
我说：“不是……好好的吗？你不要想那么多，你看，太阳多好，我们都在……你要坚持住呀，别想丢下我们。”
岳母的声调略微降下了，她仍恳求：“放我走吧。”
这一年，我们已经彻底清理了她床的周围，把筷子、调羹、杯子之类的硬物，都放在她够不着的地方。能升降的摇把，床两边的铁护栏，设计这款病床的人，考虑得这么到位。我偶尔生出一个念头：我们现在这么做、这么说，是不是过于残忍？她只能承受而不能排除疼痛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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