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8点，一个入室盗窃报警，民警大董赶到现场时，85岁的户主足足花了15分钟才打开两把门锁。
按照流程，得进行外围勘察、保护现场痕迹。大董什么都来不及做，就硬生生被老人拉进房间——一个上满锁的卧室，衣橱、抽屉、立柜……都是那种特别老式的U型锁，以及一名讪讪的保姆。
大董觉得，这个“现场”少了点贼味儿。
老先生颤颤巍巍地逐个打开零食盒：“喏，这里少了两块蛋糕。”“还缺了三只小面包，我都数过的。”
大董边听边“嗯”，再帮老人把零食盒关上。
“都是保姆偷的。”
在一个装着监控的屋子里，这句指控已经相当多余，大董用眼神安抚了那位大姐。
大董明白老人需要的不是警察，而是一名耐心的听众：“心里不高兴，不敢跟儿女说，怕得罪他们。一个月来一两次，跟客人一样。有时候，朋友会来看看我。”
哪儿的朋友？
老人指指墙壁上《西厢记》的剧照：“那个新郎倌来看过我好几次。”
呵，这是他想象中的自己吧，倜傥，正当好年华。
保姆说，这几个月第三次发作了（老年痴呆症），症状如出一辙：把家里翻得狼藉；对症的药只有一味：儿子。
我随女警拜访过一位81岁的离休女书记，一样在丰沛的物质中过着贫瘠的精神生活。她善雄辩，风度极佳，隐而不现的伤痛是第二个儿子——吊销手机号码，空置房屋，不辞而别18年。母子之间唯一的联系，是每个月按时缴扣的固话座机费，挂在儿子的银行卡上。
她为这场阔别检讨自己：“我管头管脚，干涉他太多了。妈妈错了。”
对于漫长的18年，这个理由实在有些牵强。也许，她已经不再想去追问真相，只想再见他一面。
“人性大抵相通，有时候也不敢想象自己的晚年。”好几位警察都说，与这些老者作别后，总想着赶快回去和父母吃一顿饭，似乎这一顿饭下去，所有的不安与愧疚才可以慢慢消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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