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一个节日，像清明这样意蕴深厚而含混：风清景明，慎终追远，这是一个悲怆的日子;放歌踏青，追逐春天，这是一个轻盈的日子。在我们慎终追远的时候，它就是节日;在我们放歌逐春的时候，它就是节令。大节气和大节日就这样水乳交融。
“清明时节雨纷纷”，每到清明，往往就有着如丝如缕的春雨绵绵，总让我想起贺铸的《青玉案》：“若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看到这样的诗句，难道你还不懂人心上缭绕的那点忧愁吗？
清明的忧和愁，不是闲愁，它是实实在在有来由的忧伤，因为我们要在这个节日去祭奠祖先。在古代，清明是有很多习俗的，除了因为介子推而起的禁火、寒食、扫墓之外，还有踏青、植树、荡秋千、打马球、插柳条等。这个节日生机蓬勃，在生机中去告慰心中深沉的哀思和寄托。清明是一个清亮、明朗的日子，但是，这个日子里也有着深深的眷恋。
我总是在清明时节，自觉不自觉地想起很多人，有的时候是一个名字，有的时候是一段细节，有的时候甚至会想起一个电话号码，或者清晰而遥远的一首歌的旋律。我的记忆关乎一些逝者，也关乎一些生者，但牵连的那些往事也已然逝去。清明这个日子，给了人放纵感情的一个理由，尽可以让我们逐着思绪去天边飞，如同那些牵线的风筝，无论在天边、树梢，还是落进池塘，远远近近，总会有一根线，叫作清明。
这个日子里，我确定能够想起来的人，是我的姥姥和我的父亲。
关于姥姥的记忆，一次一次地来到过我的梦中，梦里永远是我最后见到她的那个日子。她在吐了一夜鲜血之后，为了不耽误我的考试，悄悄藏好半缸子鲜血，鞋干袜净，整好头发，坐在床沿上等着送我上学。出家门前，姥姥叫住我，给我的手里塞了两个桔子，说，乖，去考试吧，回来姥姥还坐在这儿等着你。15岁的那年夏天，我回到自己家的小院子，我从满月被妈妈抱回的那个小院子，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姥姥的那个小院子，看见守了我15年的姥姥常坐的那个床沿空了。问妈妈，问舅舅，他们说姥姥进了医院，还说让我考完试后再踏踏实实地去看姥姥，接她回家。我就这么一门一门地考试，那是我初中毕业的中考，考完的那天回家，看见妈妈和舅舅神色凝重地坐在客厅，他们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让我的脑袋“嗡”一声就炸开了。他们跟我说的是，你长大了，要告诉你一件事。然后我才知道，姥姥住进医院三天后就走了。她进医院的时候，胃里的瘤子已经破了，人迅速地脱形消瘦，80高龄的老人，医生说手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让老人喜欢的孩子来送送吧。但是，要强的姥姥跟我妈妈和舅舅说，就让孩子记住我坐在床沿上送她上学的样子，现在这个样子会吓住孩子，我不见她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姥姥生命里的遗憾，或者这才是她真正的骄傲。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我生命里的遗憾，还是我的幸运。我的姥姥，就这样在每一年清明回到我的梦里，没有仓惶，没有憔悴，永远是那样鞋干袜净，目光从容。
我常常想起的另外一个人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一个小女儿生命中邂逅的第一个男人，是那个永远可以纵容她的任性，永远可以呵护她的无理，永远可以给她对人性和对爱情的信任，永远在她背后如山般温暖的那个臂膀。我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以后，女儿才能一一解开对父爱的误读，父爱是温暖的，但也是矜持的。父亲有的时候宁肯把爱守成一个巨大的秘密。
我小时候对父亲的感觉只是严厉而已，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姥姥像贾母那样慈祥地呵护我，而不常回家的父亲，每次带回那么多的书，要查我的诗文，要查我练字练得如何，在我的眼里他简直就是贾正。最先教我背诗词的人是他，最先教我读古文的人是他，最先教我临字帖的人也是他。一直到我上了中文系，读了研究生，几乎我写的每一篇论文，父亲都要一字一字地给我修改，不仅仅改文章的层次，甚至还会改我倒插笔的笔序，所以，他改完的文章，往往比我的原文数字还要多很多。但是直到父亲辞世，我在心里对他都是有一点点儿畏惧的，直到多年以后，妈妈告诉了我一件事情，这是在爸爸生前我从来不知道的。
那是他的60大寿，当时的北京天寒地冻，我正在读大学，中午从学校骑自行车回家，买了一个大蛋糕。怕纸盒子把蛋糕撞得歪歪散散，所以我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拎着蛋糕盒子，在寒风里费了好大的劲儿骑回家。跑上四楼，我兴高采烈地说：“爸，我下午去上课，等我放学回来，晚上给您过生日，咱们吃这个大蛋糕。”爸爸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说：“嗨，这都是你们小孩儿吃的东西，我才不吃这个呢。”我当时心里还想，太不给面子了，可是看爸爸笑了笑，我也没多想，就跑回去上课了。下课回来，妈妈已经把蛋糕从盒子里拿出来，我们一起切蛋糕，说说笑笑。我记得自己还用枫叶贴在白卡纸上，写上诗，专门给他做了一个生日卡。爸爸那个60大寿过得非常高兴，虽然嘴上说不爱吃蛋糕，我看他也把那一大盘吃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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