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有一个女儿叫钱瑗，小名阿圆，她继承了妈妈的淡泊名利、只钻工作的性情。阿圆也很用心地做学问，做了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从1966年从事英语教学开始， 到1993年被北京师范大学聘为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一路走来，阿圆一直是杨绛和钱钟书的骄傲。
她一直很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要备课到很晚，第二天还要走很早。学校当时人手不够，所以她上的课也很多，长期以来这样大压力地工作，使她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了。
那段时间，阿圆身体开始不舒服，先是咳嗽不止，刚开始以为只是着凉感冒，然后又腰疼。家人劝她去医院看看，她为了节省时间只去了校医务处，开了点药吃。
阿圆腰疼越来越严重，后来连弯腰都费劲，没有办法蹲下捡地上的东西，但她一直也没去医院，由此耽误了病情。
她对妈妈说，腰疼是因为“挤公交车闪了腰”。就算病痛如此折磨她，她也从没耽误过工作，甚至还去成都参加了当年全国高校外国语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会议。回来之后的一天清晨，阿圆腰疾发作，甚至起不来床，她才决定去医院。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为骨结核，而且脊椎已经有三节发生了病变。随即办理了住院手续。
专家会诊的结果，让她很吃惊，此时的她已经是肺癌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已经扩散，病情很严重。入院之后病情也没有得到控制，阿圆日渐虚弱起来。
对于母亲，她一直隐瞒着，报喜不报忧，两个人每天都会通下电话，她们把这种方式称为“拉指头”，因为没有办法像见面后手拉手般亲热，所以便只能到达“拉拉手指头”的级别。
杨绛知道阿圆病情的详细情况后，无疑是晴天霹雳。阿圆却不让母亲来探望，她知道如果母亲看到自己憔悴的样子定会更伤心。当时的阿圆，因为化疗，一头黑发已经掉光了，她笑称：“我现在是尼姑了。”
杨绛也不敢把这些事告诉钱钟书，只是说阿圆住院了，是骨结核，但是可以治好，一年左右就可以出院了。钱钟书听了说：“坏事变好事，从此可卸下校方重担。此后也有理由推托不干了。”
1997年3月4日，她先于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阿圆在最后的时间曾给杨绛打电话说：“娘，你从前有个女儿，现在她没用了。”去世前一天，杨绛拉着阿圆的手，对她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阿圆就笑了，笑得像花一样，像孩子一样，在妈妈身边，多大都是幸福的孩子。
钱瑗火化的时候，杨绛没有去，她需要去医院照顾钱钟书，更是不忍面对那样离别的场面，心中默默送着女儿，愿她慢慢走。在钱瑗充满笑容的遗像旁，摆放了一个精致的花篮，素带上寥寥数字：“瑗瑗爱女安息！爸爸妈妈痛挽。”
钱瑗生前曾说，骨灰不用留。但钱瑗走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师生们舍不得她，他们恳求杨绛先生留下钱瑗的部分骨灰。后来，他们将骨灰埋在校园内一棵雪松下。在钱瑗离开差不多百日的时候，杨绛去了那棵雪松旁，安静地坐了坐，她套用苏东坡的悼亡词：“从此老母肠断处，明月下，常青树。”后来有人看到了她，她便默默地离开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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