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之间，兵已当了14个春秋，每遇了过年，我就念着回家。急慌慌写一封家信，告母亲说，我要回家过年。母亲这时候，便拿着那信，去找人念了，回来路上，逢人就说，连科要回来过年了，仿佛超常的喜事。接着，过年的计划全都变了，肉要多割些，馍要多蒸些，扁食的馅儿要多剁些。
做这些事情时，母亲的陈病就犯了，眼又涩又疼，各骨关节像被刀碎了一样。可她脸上总是充盈着笑意，抽空儿到镇上的车站，一辆一辆望那从洛阳开来的长途客车。车很多，一辆又一辆地开来；人也很多，一涌一涌地挤下。她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她的儿子，低着头回家，夕阳如烧红的铁板一样烤压着她的后背。熟人问去哪儿了，她说年过到头上了，却忘了买一包味精。那人又说味精不是肉，少了也就少了。母亲说，我孩娃回来过年，怎能没了味精呢？
回到家，母亲草草准备了一顿夜饭，让人吃着，身上又酸又疼，舀了饭，又将碗推下，上床早早睡了。然却一夜没有合眼，在床上翻着等那天亮。天又迟迟不亮，就索性起来，到灶房把菜刀小心地剁出一串烦乱的响音。剁着剁着，案板上就铺了光色，母亲就又往镇上车站去了，以为我是昨晚住了洛阳，今早儿会坐头班车回家……
这样接了三朝五日，真正开始忙年了。母亲要洗菜、煮肉、发面、扫房屋，请人写对联，到山坡采折柏枝，着实抽不出空来，就委派她身边邻舍的孩娃，到车站等候。
待孩娃再也感觉不到新鲜，母亲也就委派不动他们了。那车站上就冷清许多，忽然间仿佛荒野了。可就这时候，我携着孩子，领着妻子，从那一趟客车上下来，踩着那换成了水泥的街路，激动着穿过街去，回到家。推开门时，母亲正围着围裙在灶房忙着，或在院落剥玉米穗儿喂鸡，再或趴在缝纫机上替人赶做过年的新衣。而无论忙着什么事情，那块自染的土蓝围裙总是要在腰上系着。这时候看见我、妻和孩子，便略微一怔，过来抱了她的孙子，脸上映出难得有一次的红润，说你们外面忙，火车上人又多，回不来就不要回了，谁让你们赶着回来过年呢？明年再也不要回了！
妻不是农村的人，她受到的是和农村文化截然不同的教育，甚至和她同样的城里人相比，那教育也很独僻，所以与乡村的文化和习俗，她是坚决地格格不入。每次回家，我打算着初六返回，初二她便焚心地急。今年过年，我独自同孩子回了，且提早写信，明确日期：腊月三十回家，午时到洛阳，下午晌半到镇上。一切都准时得少见。长途客车颠到镇上时，我问孩子：
“见了奶奶，你怎么办？”
“让奶奶抱着。”
“说啥？”
“说奶奶好，我想你。”
“还说啥？”
“说妈妈上班回不来，妈妈让我问奶奶好。”
“还怎样？”
“过年不要奶奶的压岁钱。”
这就到了镇上。镇上一如往年，路两边摆有烟酒摊、水果摊、花炮摊。商店的门依然开着，仿佛14年未曾关过。我拉着孩子下了汽车，四顾着找寻，除了夕阳的光照，便是摊贩收货回家的从容，还有麻雀在路口树上孤独地啁啾。
没有找到我的母亲。
孩子说：“你不是说奶奶在车站接我吗？”
我说：“奶奶接厌了，不来啦。”
我牵着孩子的小手，背着行李从街上穿过。行李极沉，全是过年的客品：酒、烟、水果糖、糕点、麦乳精、罐头和孩子穿小了或款式过时了却照样新着能穿的小衣。我期望能碰到一位熟人，替我背上一程，可一直到家，未曾见到哪个村人。推开家门的时候，母亲正围着那块围裙，在房檐下搅着面糊。孩子如期地高唤了一声奶奶，母亲的手僵了一下，抬起头来，欲笑时却又正色，问：就你和孩子回来了？我说孩子他妈厂里不放假。母亲脸上就要润出的喜红不见了，她慢慢走下台阶，我以为她要抱孩子，可她却只过来摸摸孩子的头，说长高了，奶奶老了，抱不动了。
到这时，我果真发现母亲老了，白发参半了。孩子也真的长高了，已经与他奶奶齐腰了。我很受惊吓，仿佛母亲的衰老和孩子的长成都是母亲语后突然间的事。跟着母亲，默默地走进上房，七步八步的路，也使我突然明白，我已经走完了33年的人生。
我问母亲：“你怎的也不去车站接我们？”
母亲说：“知道你们哪天哪一阵到家，我就可以在家给你们按时烧饭了，不用接了。”
说话时，母亲用身子挨着她的孙子，把面糊在他的头上搅得很快。她问：
“在家住几天？”
我说：“过完正月十五。”
她说：“半个月？”
我说：“16天。”
“当兵十多年，你还从没在家住过这么长时间哩。”母亲这样说着，就往灶房去了，小小一阵后，端来了两碗鸡蛋面汤，让我和孩子吃着，自己去擀面片儿包了扁食。接下，就是帮母亲贴对联，插柏枝，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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