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3岁东渡日本，后游学欧美，二十余年潜心学问，能读14种文字，会说5门外语，能听懂8种语言，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4导师之一。在清华园，他以学识渊博著称。在情感上，他虽年近不惑，却未婚娶，也没爱情经历。
一次闲谈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略显吃惊，沉吟一会儿说：“此人定是灌阳唐公景嵩的孙女，住在何处？我要去登门拜访。”
南注生是唐景嵩的别号，唐景嵩是中法战争时请缨抗法的封疆大吏。他的《请缨日记》，陈寅恪早已读过，每次读来，都热血沸腾，对唐景嵩也仰慕已久。陈寅恪当即决定冒昧登门拜访这位女教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体育教师的唐景嵩的孙女唐贫。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唐贫，从小饱读诗书，能诗会画，能唱会跳。是当时有名的才女，才子才女相见，情投意合，相见恨晚。不久，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贫，缔结了偕老之约。
陈寅恪是典型的学者，他将生命的全部热情用于做学问，对生活他却笨拙不堪。唐贫婚前不识柴米，但成为一个书呆子的妻子后，只好学着下厨、养花、种菜、育儿，协调大家庭的人际关系。她的聪明才智，都用来照顾丈夫，解除他的后顾之忧。甚至因为陈寅恪喜欢吃面包，唐贫竟然自制了一部烤面包架。
抗战后期，陈寅恪神经衰弱症加剧，视力日益衰退，导致视网膜脱落。壮年目盲，陈寅恪顿时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唐贫温柔体贴地安抚丈夫、的创痛，照顾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有一年，助手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她敖然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他视她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她题写封面。
为给体弱的陈寅恪增加营养，唐贫买来一只怀胎的黑山羊，学着挤奶。每天早晨，她先把母羊拴在柱子上，洗净母羊乳头，然后半蹲下来，把碗固定在地上，俯身用双手轻柔地挤压羊乳。由于劳累，她患了心膜炎并发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孱弱得如风中的芦苇。
他们数度搬家，流离乱世，但只要稍得喘息，她就会把家布置得温馨安适，刻意营造一座充满情趣的“52号寓所”——他们最初的爱巢。柏树为篱，植两株能结子的葡萄藤，篱下栽一畦瓜果，点两行扁豆，搭一架简易牵牛花架。这一对患难夫妻，情深义重，相扶相携。人生路坎坷，他们走得艰难却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迭起，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一直处于运动的风口浪尖。丈夫心忧身残，女儿们劳燕分飞，唐$伸出于瘦的臂膀，守护着他，守护着风雨飘摇的家。他的各种“声明”和“交代材料”，全部出自她的手笔。他被批判，被“打倒在地”，还要被“踩上一脚”，个中的精神痛苦、心灵愤懑，她感同身受、锥骨刺心。所以每逢丈夫生日，她都奉上诗作，慰藉他日渐灰暗钓心。有了唐贫在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支持，陈寅恪在风烛残年，完成了8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等著述。
“文革”开始后，家里在银行的存款被冻结，每月仅有25元的生活费。后来，他们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衰弱得只能进一点汤水类的流食。凄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唐贳的心脏病日趋严重，她几近瘫痪，又屡屡被“革命小将”乱拳打倒在地。
1969年10月7日，有着“花岗岩脑袋”的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唐贫出奇地平静，甚至没流下一滴泪。她默默地料理完他的后事，悄悄地安排好自己的后事。生死相随，生命相依，她没有让他等多久，45天后，她追随他而去——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仅需停药10余日，生命就可结束。
五四运动时，陈寅恪尚无情感经历，有人问他的爱情观，他侃侃而谈：一等爱情是爱上陌生人，可为之死；二等爱情是相爱而不上床；三等爱情是上一次床而止，终生相爱；四等爱情是相守一生；五等爱情是随便乱上床。照此说法，他和唐贫只能算四等爱情，但这四等爱情，他们用一生来书写，写得力透纸背，大气磅礴，胜却人间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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