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1年的夏天，简简单单的阳光，简简单单的晴，就像我和他，平平淡淡地相处，平平淡淡地相知。
我和他在农行的同一所办事处共事快一年，什么话都说尽了。他好，我知道；他对我好，我也知道。感觉里有温暖也有牵挂，却都是自家人般的云淡风轻。其他的呢？他没说过，我没问过。
他要去黄州学习的消息，是突然知道的。上午开会宣布，我中午吃完饭回来，看见他和其他的学员都已经整装待发。所有的同事都站在门口，轮流地握手、拥抱，语重心长地嘱咐。告别进行得如火如荼，只有他，一直在东张西望，看见我，眼睛一亮，仿佛示意我过去。但是太热闹的场面让我窘，我头一低，也没跟他打招呼，就进去了。
我怔怔地站在门边，听见背后传来急切的脚步声——果然是他。一时理不清头绪，许久我们都没有说话，外面人声鼎沸，屋里却静寂得可以听见彼此的心跳和呼吸。半晌，他说：“我去一个星期。”我说：“嗯。”又无话。良久，听见汽车喇叭声响起，他向门口跑了两步，又一停，说：“我……给你打电话。”我用力地点头。
我一直记着他的话。每次电话一响，我的心就一阵狂跳，得知是别人的或者公事，心才暗暗地落回原处。短短的一个上午，我的心情大起大落，像大户操纵下的股市。但是他的声音，始终没有在那一端响起。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没有食言。只是因为学校远在郊区，打长途不便，每次都只能赶在上课前或放学后。可两次他打来电话时碰巧我都不在，别人又忘了告诉我他来过电话。
但是当时的我自然不会知道。中午同事们去吃饭，我却不死心地守着电话。电话彻底地安静着，我渐渐焦虑起来，许多不祥的念头一掠而过，却又不敢深想，害怕一念成谶。渐渐有些睡意蒙眬，忽然铃声大作，我一跃而起，被桌角撞痛了腿也在所不惜，但是那端满口粤语，竟是打错了。
我慢慢放下话筒，听到雷声隐隐传来，抬头看去，天色正迅速地变暗，乌云奔涌而来，一场暴雨正蓄势待发。我突然想到了他：他走得那么急，带伞了吗？还是一贯的不在乎？那样粗心的男孩啊。我忽地站起身，拿了雨衣，跟主任说：“我请半天假。”我没告诉他我是要去黄州，当然更没问员工学习到底在黄州什么地方。
雨来得比我想象中还要急，雨点大颗大颗地灌进雨衣里，我的全身很快就湿透了。一辆又一辆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泥浆溅满了我的裙摆。而我坚持站在路边，对每一辆经过的车招手。
我从来没出过武汉，分不清东南西北，更不知道黄州到底在武汉的哪个方位。反正只要是长途车，无论是南来还是北往，我一律奔过去充满希望地问：“到黄州吗？”
一辆开往蕲春的车被我拦住了。“黄州？经过倒是经过，不过我们是直达蕲春的……”那父亲一样年纪的售票员抬头看看下着滂沱大雨的天空，又看看我湿得紧贴在小腿上的裙摆，犹豫了一下，眼里流出长者的善意，“你上来吧，我们在黄州给你停一下。”我千恩万谢地上去了。
车上人很多，我被挤在一个猪笼旁边，车稍有颠簸，那头猪就发出抗议的叫声。车顶在漏雨，无论怎么闪身都躲不开，我索性由它一滴滴打在我肩头。站了好久好久，腿都软了。窗外是越来越陌生的田野，但是我心情平静，甚至还轻轻地哼着歌。觉得肚子饿了，摸摸口袋，还有一包话梅，就拿出来吃。
雨停了，阳光渐渐来敲我们的窗。售票员招呼我：“黄州到了，你到哪里？我们在附近把你放下来。”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说门牌号码或者单位名称就行了，黄州我们很熟。”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这些我都不知道。”连司机都回头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在刚进市区的地方下了车，立刻有一个三轮车司机过来拉生意。想想是农行办的培训班，显然跟经济有关，我便问：“你知道哪儿有财贸一类的学校？”
他说：“十块钱我拉你去。”
我数数钱——出门时根本没想到会到这儿来，身上只带了平常零用的钱。我摇摇头：“太贵了。”
他缠着我不放：“八块，六块，好了好了，五块，不能再低了。”我干脆把钱包翻给他看。他不可思议地摇头，一边自言自语“武汉大地方来的，连这点钱都没有”，一边还是告诉了我怎么走。
暴雨过后的天空更是蓝得咄咄逼人，阳光金箭一般直射下来，只一会儿，我就挥汗如雨。在路边买了一杯三毛钱的冰豆浆喝，我很乐观地安慰自己：到了就好了。
我实在是太乐观了。在黄州市财贸学校连问三个人都不知道，最后人家显然是被我问烦了，“砰”地关了门。站在陌生的街道上，周围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就在我急得眼泪快掉下来的时候，我一眼看见“中国农业银行”的金字招牌，蓦地有种见到亲人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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