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父亲说，我们家在武昌是个经商世家。祖父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家乡经营造纸业。父亲为“光”字辈，名光辉，曾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据父亲说，那时他成天跳舞、打麻将。读到大二，当时是1937年，许多同乡、朋友都从军打日本人去了，并从前线写信回来。父亲向祖父要求休学从军，但祖父坚决不许。后来在祖父“至少要当个军官”的让步下，父亲进了黄埔军校（当时称陆军军官学校），成为第15期黄埔军校生。
在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经历的那些战争都只是些片断。带车队走滇缅公路，由于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升一级。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具尸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的抓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进军营，从怀中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母亲手指上那个大蓝宝石戒指便是如此来的）。伪装成警察、卫生部队支持东北的四平战场，受到持续一周的猛烈攻击。然后便是，逃难时到处寻找亲人的记忆。
二
来到台湾后，父亲便一直住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以及20岁之前成长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时期与“黄埔”无法分割——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与卫兵捉迷藏，观看军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从小我便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南台湾夏天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的事。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小时候，听来听去，都是些丛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丛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蟥、毒蛇、疟疾纠缠，等等。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打它们”；“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没头的军人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38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我在这眷村中的成长经历，便是从幻想着鸡那样大的蚊子、让吉普车弹跳起来的大蟒蛇的童年，到逐渐了解了为何村中都是些在军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
父亲在1949年大撤退时，托同僚将我奶奶自武昌接来台湾，因此小时候我们家是村中极少数有长辈在的家庭。小时候，只觉得家中有个奶奶唠叨我们，其他也不觉得如何。后来才逐渐知道，什么是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小时候过年时，总有三四个军人叔叔伯伯在我们家吃年夜饭，然后打麻将。有一位叔叔经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里吐，边吐边哭，对来劝的人说，就让我一年哭一回吧。有个孙少将，每次来到村里，便让我们一群孩子挤在他插着将官旗的吉普车上，呼啸着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带我们在军区内采芒果、游泳。听说，孙少将的小孩都留在大陆没带出来，所以他特别疼孩子。
父亲对奶奶极孝顺。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为的是我不听奶奶的话，还对她生气跺脚。在奶奶过世许多年后，母亲才对我们说，奶奶来台湾时带了些金条及火狐袄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都瞒着父亲卖了补贴家用。的确，那时一个军人的薪水不足以养生送死。我小学一年级时，奶奶过世。父亲只有从军中退伍，拿退伍金办奶奶的丧事。
葬了奶奶后不久，家中经济便陷入绝境。几乎天天饭桌上只有酱菜，后来连酱菜都买不起。卖酱菜的祝伯伯与我们住在同一条巷内，他的儿子阿凤与我同年，我们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当父亲自己去买酱菜而不是要我去时，我心里总觉得很羞愧，因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儿赊些酱菜回来。
三
我母亲与母系亲友们，几乎都是台湾的闽南人，他们是我生命、身体的另一半。因此，我在眷村中有时被喊作“杂种”，在台湾闽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小时候，每当父母激烈争吵时，我都会憎恨他们的婚姻，以及我自己。
是的，在我极有限的小学记忆中，一幕辛酸的往事经常缠着我。因要不到钱买糖吃还挨了骂，我哭着上学，走着走着，发现父亲跟在后头。我赌气仍往前走，但不时回头瞄瞄父亲，看他要做什么。父亲走入一家他经常赊欠的小杂货店，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后快步追上来。在离我十余步时，他喊着“小明，给你”，说着将一个五角铜币掷给我。后来回忆这一幕——我逼着落魄的父亲向杂货店借五角钱——经常让我羞愧得痛哭。我还记得一件事，也是当时我太不懂事，看见有些同学带便当中午在学校吃，我也吵着要带便当。吵闹了几次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同意替我送便当到学校。那天中午，父亲送便当来，并在我打开便当时，对我及周围的同学说：“今天起来晚了，菜场买不到肉，所以只给你带个荷包蛋。”当时我为父亲的谎言感动得几乎掉泪，因为一年来，我们家没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别提吃肉了。后来父亲为了养家，曾在高雄港当码头工人，又在左营的海军废弹处理场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辞职。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呵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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