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父亲节了，给哥哥打电话，想知道父亲的墓地怎么样了。父亲的墓地就在青城后山，听说这次大地震，那儿的山体也有垮塌。当年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遥远的伊斯坦布尔，那个晚上，也是一个人走到一处墓地，把所有的墓碑看了个遍，然后坐在萧萧的柏树下，直到夜深。
记忆中父亲的脾气很急躁。小时候在院子里玩土炮仗，他正巧路过，吓了一大跳，愤怒中捡起一块砖头，就冲我奔来。我连滚带爬才逃过一劫。还有一次，为件小事顶了父亲几句，他不由分说就重重给了我一巴掌，这下母亲生气了，不准我们跟父亲说话。几天后，我玩耍时跌了一跤，鼻血长流，父亲又正巧路过，便把我叫住，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递给我。我心里一酸，原谅了父亲，母亲发起的杯葛自然也就停止了。
父亲其实性格温和，从来没跟人红过脸。用一句古语说，他的一生是“沉沦下僚”，在大山深处的黑水县做一个小官员。他也很知足，常常骑车下乡，爬几千米高的高山。我常想，要不是时代的因缘际会，他也许就是山西老家的一名乡村教员，不会大老远跑到四川来，晚年也回不了故土。他能不知足吗？“文革”时，我们家占全了，父亲是“叛徒”，母亲是“特务”。那时候，母亲整夜睡不着觉，而父亲每次被批斗回来，倒头便睡。他后来说他不怕遭难，可我有点不信，我觉得父亲是不能往深处想的人，这样反而好，不受苦。
以后父母就提前退休了，迁到山外的都江堰。但父亲还是常坐着车回黑水去，他想把自己的历史问题解决好。记得有次他从外面回来，兴冲冲地给我们看一张纸，那是一份州里的文件，已将他的党籍恢复至1937年，还惠而不费地给了个副厅级。看到这些，我们兄妹都漠然以对，父亲脸上有些尴尬，倒是母亲生气了，她说，虽然这没有什么意义，但毕竟是父亲的一个心愿。那一代人总是有许多心愿，难以了结。差可慰藉的是，父亲年轻时也喜欢写点东西，还在1937年的《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小说《欠债者》，一看就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我翻遍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报纸，让父亲高兴了好一阵子。
晚年的父亲脾气越来越好，好微笑、好感伤、好流泪。家人聚在一起，聊起社会上的腐败，聊起某某事件，某某伟人去世，他总会禁不住老泪纵横。这时我们就会笑他，笑得他不好意思起来。他觉得以前的社会很纯洁，以后呢，还是有希望的。母亲骂他心存幻想，跟不上时代，但却不喜欢我们看不起父亲，她可以凶父亲，我们不行，她必须在子女面前维护父亲的那一点尊严。
家里的事从来都是母亲做主，父亲倒成了可有可无的人。而且越到晚年，母亲越表现出决断的魄力，也比父亲有见识得多。但母亲毕竟也年纪大了，感情上越来越依赖子女。结果是，许多事父亲听母亲的，母亲听我们的。而我们呢，却越来越少跟父母聊天，不是忙，是没有话讲。父亲不可能理解我，我也难以深入他的内心。虽说我在外地工作，也偶尔会想念他，但总觉得我是在忽略什么。在人与人的真正关系上，我们其实都是孤独的。
父亲开始喜欢一个人散步，走到附近卫校的小树林里，对着下午的太阳坐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往回走。他的腰越来越弯，走得越来越慢，如果看到我们去接他，便会露出浅浅的笑容。因此，当听到父亲离去的噩耗时，我一时仍不能相信他就这样走了。他没什么大病，他是灯残油尽了。据母亲后来对我说，父亲走的那一瞬间，眼里又流出了一滴眼泪。“他是舍不得你们呀。”她说。
我常常想，父亲对我意味着什么？他是一座山，常挡住我的视线，为了自己方便，我时常想绕行而过，等到这山塌了，我才突然明白，他挡住的是被我们称之为终点的那个东西，从此我的前面也就一眼望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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