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记事起,爸爸就瘫痪了,妈妈要没日没夜地照料他,只有大我七岁的姐姐,偶尔能带我出去玩耍。
那年我六岁,村子里一户有地位的人家办喜事,为了庆贺,便请了人,准备放七天电影。这对于当时娱乐生活匮乏的我们,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好容易熬到了晚上,我和姐姐吃完饭,就想早早去占个好位子。妈妈也很高兴,她虽然不能去,还是从兜里摸出了两毛钱交给我,让我们也买点零食。
放电影的场地在村东头的一片打谷场上,当时放的是什么片子我记不得了,反正吸引我的不是情节,而是那种氛围。看着周围的人不停地吃着零食,我坐不住了。
两毛钱,在当时能买两瓶汽水,或者两袋瓜子,考虑再三,我和姐姐一致认为还是买瓜子来得实惠。
于是,姐姐占着位子,我从人群里钻了出去,来到了离我最近的一个小摊前。借着微弱的光亮,我左挑右拣地找出两袋自认为分量最足的瓜子,然后把手伸进口袋里。突然,我心里一沉,然后慌慌张张地把身上所有的衣兜都翻了个底朝天,我傻眼了:那两毛钱没了!我哭丧着脸,极不情愿地把那两袋瓜子放回原处。姐姐听我说完经过后不住叹息,姐姐不是为吃不到瓜子而难过,她是为丢了两毛钱而痛心。
我和姐姐一下子没了看电影的兴致,当晚回到家门口,姐姐严肃地对我说:“千万别和妈说,钱咱姐俩花了没关系,要是让妈知道钱丢了,她会为我们伤心的。”
那一夜,我眼含热泪,心怀内疚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我正睡得香,姐姐狠狠地推了我两下,兴奋地说:“弟,穿上衣服,快跟我走。”我揉了揉眼睛,愣了。
“是这样的,我刚想起来,昨天天挺黑的,大家都顾着看电影,说不定还没人把钱捡去。”我听完眼前一亮,一骨碌爬起来,草草穿上衣服,和姐姐匆匆向打谷场跑去。
打谷场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人们扔下的瓜子皮、香烟头、塑料袋……我和姐姐猫着腰,像寻宝一样分头找着。不一会儿,就听姐姐尖叫一声:“找到了!”我匆匆跑了过去,激动地从姐姐手里抢过那两毛钱,仔细一打量,我疑惑地说:“不对呀,姐!这不是咱们丢的那张,咱们那张两毛钱没这张新。”
“真的?”姐姐沉思了片刻,突然激动地拍了一下手,“这么说,我们还有可能再捡两毛钱!”
我一下子明白了姐姐的意思,急忙再次投入“寻宝”工作中。
令我和姐姐没想到的是,也许是天黑拥挤的缘故,像我这样的“倒霉蛋”还大有人在。不到一小时的工夫,我们不光找到了我丢的那两毛钱,还捡了五分的、一毛的,甚至有五毛的钱。
一共是一块四毛钱,我乐得连蹦带跳,问姐姐:“姐,这钱我们怎么花?”姐姐摸摸我的头,叹了口气,说:“按理这钱我们不能要,但看电影的人这么多,想找到失主也不可能了……咱妈的鞋都坏了,我想给妈买双凉鞋,但这点钱也不够呀……”
我想了想,说:“姐,要不,咱们明天再来捡?电影还要放六天呢……”姐姐的眼睛顿时一亮,说:“嗯,等我们攒够了八块钱,给妈买双凉鞋,就不再捡了!”
于是,看电影不再是我们最期盼的,真正让我们开心的,是第二天可以去那片场地上寻找“战利品”。几天下来,我们还是捡到了好几块钱。
大概是第四天的早晨,在打谷场上清点收获后,我不禁欢呼跳跃:“姐!我们发财喽!今天我们捡到了两块五毛钱!”姐姐一把捂住我的嘴,我回头一看,原来村里的傻老四正站在我们后面。傻老四在村子里穷得叮当响,因为有点缺心眼,打了一辈子光棍。
姐姐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第二天,等我们一大早赶到打谷场的时候,傻老四正坐在地上,乐呵呵地数着手里的零钱。我和姐姐在地上找了半天,愣没找到一分钱。
这天晚上,我们换了战术。电影散场后,等打谷场上的人都走光了,我们掏出了手电筒,几乎是把脸贴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找。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又捡到了几毛钱,还差不到一块钱,就可以给妈妈买一双便宜的凉鞋了。
这时,天实在不早了,我和姐姐只好匆匆往家赶,商量着第二天早上再捡最后一次钱。刚到家门口,就见妈妈站在门外张望着,迎接我们的是一顿屁股板子,“急死人了,都几点了?”我疼得哇的一声哭了,不顾姐姐向我使眼色,哽咽着把这个伟大的计划断断续续地说了出来。妈妈听完,一把搂住我们,不住地抹去眼角的泪水,一边向我们道歉:“是妈不好,是妈没用……”
第二天,我和姐姐起了个大早,天刚蒙蒙亮就来到了打谷场。嘿!这傻老四真是闲着没事干,和我们一前一后地到了。我和姐姐迅速商量好了战术:由我跟着傻老四,姐姐自己找自己的。
这样,傻老四到哪,我就跟到哪。“一块的!”突然,我看到前方的一个小土坑里,有张一块钱的钞票,我心里怦怦直跳,撒丫子就冲那钱跑了过去,弯下腰刚想捡,一只粗糙的大手“噌”地伸过来,把钱抢了过去,我抬头一看,傻老四捏着钱咧着嘴冲我直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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