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回到了70多年前，妈妈照顾着女儿。
在繁华的北京王府井街头，李秀英和侯昌凤以特殊的方式养老。母亲年龄虽大，但还有劳动能力，每日去捡瓶子卖钱，女儿因为患病只能依靠母亲的照顾。
户籍制度的僵硬、低覆盖的养老保障、贫困人群的无力，让这个个例故事，看起来不那么特殊。
“桃姐”和女儿
33岁的李秀英从安徽无为县来到北京，是在1951年。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成为了一户干部家庭的保姆。
她先后带大了雇主家的四个孩子。李秀英说，那时，没有牛奶，没有糖，也没有饼干，六个月后就得喂饭，带孩子比较辛苦，可自己很快乐。
1964年，李秀英跟随雇主一家，搬到了现在的住处，与王府井大街仅仅隔着一个通道。
保姆的身份，逐渐失去了实际意义，李秀英与雇主一家人共同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她的身份，更像是一个“桃姐”。
香港电影《桃姐》，讲述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最终为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家佣桃姐养老送终的故事。
和“桃姐”类似的是，李秀英的晚年也近乎老无所依。
李秀英老伴儿死得早，她也不愿意再嫁人。除了女儿侯昌凤，她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小时候手裂了口子，李秀英买来硫黄霉素，可儿子一顿就把药都吃了，头发烧光，胃也烧焦了，“得胃癌死了。”
当年一手带大的雇主家的孩子，成了李秀英的“赡养人”。其中一对双胞胎姐妹，通过努力，给李秀英落了户口，就落在她住的房子上，还给她办了社保。
90岁时，一次上楼收废品时，李秀英摔断了腿。她医保所在的医院不收，“岁数太大，接不了，治不好。”
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大女儿”帮她找医院，打听哪个医院接骨头接得好。后来，“大女儿”送李秀英去了北大第六医院，做了手术，住了70天，花了7万块钱。出院后，“大女儿”还给李秀英买了一个碳钢的行走辅助支架，方便走路。
“对我这个腿，很上心，”李秀英摸着打有钢板、钉有四根钉子的右腿，脸上如刀刻一般的皱纹舒展开，笑了，“医生说，我开刀的时候，她们一直在外面等着。”
和母亲的“幸福”相比，女儿侯昌凤可谓“老无所依”。
30年前，侯昌凤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投奔母亲。
侯昌凤有四个女儿，一个大儿子，按照传统“多子多福”的说法，她的养老应该无忧，可是她却没人养。
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侯昌凤几乎是一身的病。儿子还注销了她的户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低保，意味着失去了年老后的保障。侯昌凤成了“黑人”。
在侯昌凤的描述里，儿子骆成福不孝顺，还阻拦其他几个女儿养她。
侯昌凤后悔把儿子宠坏。她说，儿子小时候淘气，常挨丈夫的打，她便拼命护着；儿子受伤，她更是磕头烧香求神灵庇护，“但没想到他却注销了我的户口。”
手有残疾没法工作的侯昌凤，想不出别的法子来，她只有投奔母亲。“我心里一点都不想着户口，我是个残废，”侯昌凤话里带着哭腔，“我不想给国家添麻烦。”
李秀英每天在王府井大街拾荒，再加上70岁后享受的低保，可以养活娘俩，攒钱给女儿治病。这样的日子过了20多年，生活平静地好像合情合理。
自食其力
5月12日，母亲节前一天，一组名为“那些年，感动过我们的妈妈”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开来。
李秀英的照片，被放在第一张。
白色帽子，蓝色褂子，竖杠条纹围裙，右手蓝绿色手套，左手灰色手套，挽起的袖子，露出一段像松树皮干裂的手臂，行走支架的左边，挂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塑料袋子，这样一个李秀英，站在王府井大街道中间，在周围富丽堂皇的商铺和灯光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
“感动，好想去看她们，看到老人，想到我天堂里的外婆，泪流满面。”一位网友说。
其实，这只是李秀英无数“拾荒”夜晚中的一个。
每天傍晚，李秀英都要扶着行走辅助支架，出来捡瓶子和纸盒。她的腿脚不方便，半个小时才能走100米。每走一步，她都抓住支架，一走一拖，身后像拖着一个“大尾巴”一样。
慢慢的，周围的商户、小卖部的老板和环卫工人，都认识了李秀英。大家看她可怜，都把废品给她留着，等她上门来取。
一位做服装生意的商户说：“这么大年纪了，不容易，没人管，也只能帮她攒几个瓶子。”李秀英年纪大，动作慢，抢不过别人。每捡一个瓶子，她都要俯下身子，弓着腰，头几乎探进垃圾箱里。
有一次，她在街上看到两个捡瓶子的为一个瓶子吵起来，她说，别为一个瓶子打架啊，就拿出一个瓶子给了其中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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