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尼泊尔登山途中，我遇到一个香港大男孩，那是我最早接触到真正的义工。他在香港工作，攒够钱便辞职，去喜马拉雅山区教英文，钱花光再返港做工，如此已是多年。在尼期间，我也认识许多这样的人，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美国义工托马斯，在山区工作已近30年。那位美国老者熟知当地的一人一狗一草一木，除了肤色，已和当地人无异。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四年后，我和托马斯第二次见面竟然是在抢救他的直升飞机上，这是后话。
尼泊尔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至少在2005年，当地民风还是非常淳朴的。每每在路上掏出地图都会围上一群人给你指路，老百姓普遍相信头顶三尺有神灵，往往怀有向善之心。这从他们绝不伤及无辜的战争方式中就可见一斑。
早年内战的时候，在博卡拉的游客看着天上军机飞来飞往，听着山上炮声隆隆，出门左手有警戒线，右手边酒吧饭店却照常营业。多年内战只误伤了两个不听劝阻擅闯战区的俄罗斯登山客。我在山区也曾遇到信奉毛主义的游击队向游客收过路费，不过他们倒也实在，中国人收得少，西方人收得多，如果你雇了挑夫向导，对不起，不经意间暴露了你的剥削阶级本质，准备钱包出血吧。交完钱，我们都能拿到一个纸条，再遇到游击队时出示一下就可以放行。当年那个戴红箍的战士对我说，革命成功后这钱是会还给我的。现在毛主义已当政数年，却还没提还钱的事儿。不过想到他们把红旗插遍喜马拉雅山南，这里面也有我50块钱的贡献时，心里一下就舒服了。
这样的人文环境才能成就了义工生存的土壤。我在航班上认识了同座的AJAY医生，他的父亲是尼国一位部长。我们在相识四年后，终于在尼泊尔第四大城市开设了公益性的免费诊所。人生难得有几次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我还不算太老的时候就遇到了一次，在这件事上我无疑是幸运的。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老天眷顾。比如说那位美国义工，他也是AJAY 的朋友。一天，我正和AJAY全家在部长官邸吃午饭，突然接到消息说托马斯在喜马拉雅山区一个小村落里突发心肌梗塞。彼时AJAY是该国仅有的五名心脏内科专家之一，立即表示要乘坐救援直升机去山区救人。虽然我听不懂当地语言，但能感觉到AJAY的父亲似乎不大同意。
但于我而言，一来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如孙悟空踏着七彩祥云去降妖除魔般的豪情，二来贪图欣赏沿途壮美景色，也没细想他们为何会反对，只是跟着朋友一同上了飞机。
飞了没多久我就后悔了。高原空气稀薄，直升机升力不足，每每感觉飞机向着大山直直地冲了过去，直到最后一刻，才能勉强拉起机头，贴着山头飞过。坐在机舱里，我压根没心思看窗外的雪山美景，就盼着直升机能早点降落。这种上不去下不来的感觉直到以后玩高空跳伞时才再次泛起。事后我问AJAY才知道，在尼泊尔北部山区乘坐飞行器都需要很好的人品，事故多发季节，平均每个月都会坠毁一架飞机，所以他的父亲并不希望他亲自去。
当天，我们接到了病人并顺利回到加都的心脏病中心，第二天，美国的医疗专机也赶到了。不过这一切努力都没有能挽救那位义工的生命。几天后我参加了为他举行的美尼合璧的葬礼。教堂是西式的，不过里面没有椅子，按照当地人的习惯，所有人都盘腿坐在地上。死者的家人，他在美国的同事，以及我们这些原本陌路却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的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却没有人感到特别的悲伤。因为，如果套用一句中文，他确实也算得上是死得其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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