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从拉萨回北京的飞机上认识了她。她是江苏人,30年前援藏,为了治病,第一次出藏。
下了飞机,北京下大雨,我送她去了一家旅店。
一星期之后去肿瘤医院看她,她刚开过刀,正躺在床上和主刀大夫开玩笑。她跟我说,她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角的箱子,说:“要是我回不去,你帮我留着。”
那是她30年里背着相机,走遍西藏,跟官员、喇嘛、汉人……交谈的笔录资料。
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无从发表。
“但是,”她说,“100年以后,有人看见了,会知道西藏今天发生了什么。”
她姓熊,拉萨中学一位普通的教师。
二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总是很难见面。
他是义务的医疗法律顾问,下班以后到上访村跟患者见面,给他们做医疗法律咨询,晚上回来还要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归档。“知道制度怎么形成的,”他说,“才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改善。”
听说他最近要求调到卫生部法规司一个小部门,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为此牺牲专业前程。
他在电子邮件里引用叶芝的诗来回答我:“你和我都深深嵌于这个世界之中。”
他是北大三院的大夫,专业是高山病与心血管研究。
三
一群人吃饭,不知怎么说起民工的事。
他那么沉稳的人也动了声色,说到丰台民工打工子弟学校被清理的当天,小学生来上学的时候,课桌都被搬走了。
“小孩子懂事,在教室窗户底下站成一排,拿出课本念,”他说,“老师来了,说学校拆了,小孩哭,老师也哭……”
他没有说下去,低下头,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皱的蓝布手绢。
这个人18岁那年下乡做了10年的大队出纳,之后他上大学,当教授,从政,都是为了“给农民做点事”。
他今年52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25岁这年认识的人,了解的事,让我离开湖南卫视《新青年》,离开我已经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到央视《时空连线》。这样做是因为我想知道,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主持人,能够为自己的时代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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