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母亲走了，我和世界的关系一下子简单了。
7年前，生父患胃癌故去。
陪伴我的就剩下继父了。
我终于可以放手写写这一切了。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我极少有机会使用“爸爸”这个称呼。发这个音很不自然，要想一想，才能吐出这个天底下最美好的词汇。
4岁时，我初次见生父。因为外祖父被打为“地主”，在部队当连长的生父担心会毁了自己的前程，便提出离婚。母亲带我去见他，是为了说服他，让他看在孩子的分上，打消那个念头。
看小时候的照片，我是一个安静的乖孩子，颇受爷爷宠爱，我似乎一直就赖在他的背上。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爷爷一天从塬下的绛帐镇给我带回来一个橙色的乒乓球。
在记忆中，家里就爷爷、母亲和我三人。爷爷背着我在村子里走动，那些我不认识的人从窑里、房子里蹦出来，各自走开。起风了，大黄狗使劲叫唤，爷爷阖上大门，雨点儿就掉下来。母亲踩动缝纫机，发出“嗒塔嗒塔”的声响。多少年后，母亲告诉我，做一件衣裳5毛钱，这些钱除了买油盐酱醋，还能供我去公社医疗所打青霉素、链霉素。因为幼时，我患了支气管炎，整日咳嗽。
其实生父每年都回来探亲，而我却没有一丝记忆，也许是因为那时我太小的缘故。
那时，正是疯狂的“文革”时期，母亲带着我从绛帐镇坐火车，三天三夜才到乌鲁木齐。火车在途中遭遇风暴，几乎被掀翻，吃的喝的都没有。好在有母亲的怀抱，我脑海里没留下挨饿的记忆。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红卫兵两派正在激战。成串的卡车载满手持红缨枪的人，往南边广场开去，喇叭里哇哇乱叫，突然，一颗手榴弹飞过来，炸死了前边不远处的一个女人，肠肚流了一地。母亲忙捂住我的双眼。
我们是坐直升机飞到克拉玛依的。生父就在蚂蚁似的运油车围拢的地方驻扎，在办公室里，他吐出一个个烟圈，母亲一直在哭泣。其他的我都没有印象了。
后来，干爸说他还去宝鸡找过生父，也无作用。
回到汤家村，母亲常常痛哭不已。妹妹一岁多，很懂事，不哭不闹。
在我的记忆里，生父回来办离婚手续时，爷爷手持镰刀把他赶得无路可走，他蹿上长满青苔的屋顶，踩得青瓦咯吱直响，凭借在部队练出的身手，矫捷地逃到村外。
外祖母和外祖父发疯似的为母亲找出路。母亲曾经想留在汤家村，把我和妹妹拉扯成人，爷爷也愿意留我们。但一天中午，生父指使族人抬走了缝纫机，母亲知道这是在驱赶自己。
在当时，离婚的女人连根草都不如，能有人收留就是福。拖儿带女的，就更难了，没人愿意为别人养孩子。最后，邻村有一条汉子愿意接纳我们母子仨。
改嫁高家村后，我们就跟汤家村断了联系。母亲怕继父心里有疙瘩。母亲在汤家村有一个好朋友，不时会过来看她，跟她说说话。
我心里想的，只有爷爷。
一天中午，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刚转过操场墙角，一个戴草帽的老头突然出现在眼前，“君印——”，原来是爷爷。我看看周围，玉米遮住了视线，没有一个人。我迎上去，爷爷把我搂在怀里问：“你爹对你好吧？”我能说什么呢，继父对我们都不错，但我没有父亲啊。他只是一个抚养者，我们很少说话，当我叫“爹”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唤的是一个陌生人。我的父亲在哪儿？
因为怕旁人看见，说了几句话，爷爷便拉下草帽，把脸遮住，悄然隐去。
两三年后，爷爷托人给母亲捎话，让我去趟汤家村，他要见我一面。中午放学后，我沿着村后的河渠，独自走过去。
靠近村口时，我突然紧张起来，生怕碰见汤家村的人。在学校里，汤家村几个顽劣的家伙就经常侮辱我：“你妈结婚的时候你在放鞭炮！你姓汤，改姓丢人！”
汤，一个曾经属于我的姓，现在成了禁忌；高，一个与我无关的姓，戴在我头上。这两个字让我左右为难。
低头溜进破败的老家大院，爷爷在屋里等我。他为我做好了一碗扯面，盛得高高的，把筷子递到我手上：“快吃。”爷爷老了，背驼得更厉害了，脸黑黑的。屋里很暗，一点生气也没有。我吃了几口，便扔下碗走了。
再后来，就断了音信。
读高中的时候，周末回家，母亲悄悄对我说：“那个人来了，他和那个丑婆娘一块儿来了，说是要供你念书。”我知道她说的是生父。母亲自语道：“我为娃眼泪淌了一脸盆，辛辛苦苦拉扯大了，他打算下山摘桃子？”
我很想见见他，想看看他的模样，但我不能说。
跟继父还是无话可说。隔膜仿佛与生俱来，尽管他供养我读书比一些亲生父亲还要尽力。我只想自己赶紧长大，到外面的世界去，没有生父，也没有继父。
继父在我13岁的时候，花费800块钱和一担棉花为我定了亲，母亲担心的，他都做得让她放心。我们像两个熟悉的陌生人一样相处，他是因为母亲而供养我，我是因为母亲而敬重他。
大学二年级放寒假回家，母亲说，老汉死了，汤家村有人要给我打电报，被她拒绝了。站在继父新盖的三层楼的楼顶上，往五泉镇的方向看去，就能看见爷爷安葬的地方。我内心很不安，但又无法跟人诉说，只好朝着那个方位默哀片刻。
在线客服
共有条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