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我常常在想,那些医生在为我的儿子写死亡证明的时候,应该为我写一份。我的儿子死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死了。
安迪还不到12岁,但他与癌魔搏斗的历史却有三年之多。他经历了放疗和化疗,他曾不止一次地与死亡擦肩而过。我对他所具有的那种迅速恢复的能力感到很惊讶,每次癌症侵袭的时候,他都痛得无法睡觉,但是他从不抱怨。也许正是安迪的勇气和耐力使我对于他的未来也持乐观的态度,不管什么原因,我一直认为安迪会挺过去的,他一定会战胜癌魔的。
在安迪身患癌症的三年中,每年夏天,他都带着癌症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参加夏令营。他热爱这种集体活动,似乎这能使他忘记医院和疾病,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在他第三次去夏令营回来后的第二天,我们去医院做例行检查,结果很糟糕。医生安排两天后在距离我们家300英里以外的一家医院里为他做骨髓移植手术。第二天,我们把东西整理妥当,装进行李箱中,然后就出发去医院了。
我扔进行李箱的物品中有一件是安迪在参加完夏令营的时候带回来送给我的——一个塑料的阳光分离器,它的形状像一道彩虹,带有一个塑料吸盘,可以贴在窗户上。像大多数的母亲一样,我把我的孩子送给我的每一件礼物都看做珍宝,并把它带在身边。
我们到了那家医院,开始经历被医生们称之为是我儿子的惟一机会的治疗。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七个星期。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安迪生命的最后七个星期。
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死亡——除了一次。安迪很疲倦,他一定已经知道他的精力正在一点一点从他身上消失。他试图暗示我。在一次极其难受的治疗之后,他感到恶心和虚弱,他转向我问道:“死很疼吗?”
他的问话令我很震惊,但是我诚实地回答道:“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想谈论死亡,因为你不会死的,安迪。”
他抓着我的手说:“现在还不会,但是我觉得很累。”
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是竭力不去想它,我竭力想把这个可怕的念头从我的头脑里驱逐出去。
我用了很多天的时间来观察安迪睡觉。有时候我去礼品店买那些卡片和信笺纸。我没有什么钱,几乎还不够维持生活。护士们知道我们的困境,对我们很照顾。他们对我睡在安迪的病房里、吃安迪盘子里的多余食物假装看不见。即使境况如此艰难,我仍然想方设法挤出钱来买那些纸和卡片,因为安迪非常喜欢收到邮件。
骨髓移植手术是一次可怕的折磨,安迪再也不能接受别人的探视了。因为他的免疫系统不起作用了。我能断定他的心里一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与世隔绝的感觉。于是,我决定想办法减轻他的这种孤独的感觉,让他的心里舒服一些。我到候诊室里去,主动走到那些完全陌生的人身边,问他们:“你愿意给我的儿子写一张卡片吗?”然后,我会向他们解释他的病情,之后,递给他们一张卡片,或者几张信笺纸。他们脸上虽然都会露出吃惊的表情,但是他们都照着做了,没有一个人拒绝我。他们看着我,看到的是一位处在痛苦中的母亲的脸。
令我感到非常惊异的是这些善良的人们,他们自己也有忧虑的事,但他们还是挤出时间来给安迪写信。有的人只在卡片上写上“祝你早日康复”的简短附言;有的人则写得很长:“嗨,我是爱达荷州人,来医院看望我的祖母……”写了有一两页之多;还有的信里说等安迪的病情好转之后,邀请他去他们老家度假等。有一次,一个女人招手让我们过去,她对我说:“两个星期前,你请我给你的儿子写信。我还能再给他写信吗?”我把这些信都寄给了安迪。当我注视着安迪读这些信时的快乐样子,我的心里很满足。在安迪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一直能收到这样的邮件。
一天,我又到礼品店去买卡片,在那里,我看见一个待售的三棱镜。我想起安迪送给我的那个彩虹形状的阳光分离器,感到我必须把这个买下来送给他。这个三棱镜很贵,但是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我急急忙忙地回到安迪的病房里,把这个给他看。
他正躺在床上,很虚弱,连头也抬不起来了。百叶窗几乎是全拉下来的,只有一道缝,阳光从那道缝里照射进来,斜斜地照在床上。我把那个三棱镜放在他的手里。说:“安迪,给我竖起一道彩虹。”但是,他没力气这么做,他试着抬起胳膊,但是抬不起来。
他把脸转向我说:“妈妈,等我好些了,我会为你竖起一道你永远也忘不掉的彩虹。”那是安迪对我说的最后一些话中的一句。就在几个小时以后,他睡着了,在那天夜里,他陷入了可怕的昏迷中。我和他一起待在重点护理病房里,为他按摩,对他说话,为他读信,但是他再也没有醒来。房间里惟一的声音就是呼吸机发出的有规律的嘟嘟声。我看到死亡已经笼罩在他的脸上了,但我仍然认为还会有希望,奇迹会在最后一分钟里把我的儿子带回到我的身边来的。
五天之后,医生们告诉我他的大脑已经死亡了,是到把那些维持他生命的机器从他身上取下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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