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那年，我正好考上大学。他得的是肺气肿，也有人说是肺穿孔，但到底是什么病，谁也没搞清楚。父亲跑了一趟北京官厅水库的医院，没几天就回来了。他说，那地方贵巴巴的，咱住不起。
父亲批发了些青霉素，每天在家里输液。开始，是村里的医生给他扎针，时间久了，医生推托着，不愿来。没办法，有一次，父亲对我说，来，你给我扎。我说，我不会。父亲说，没事，把针头稍微放平些，顺着血管扎就是了。我一咬牙，手哆嗦着，顺着他的血管扎了进去。
第一针，扎深了，拔出来，重扎。第二针，扎透了，针尖从血管的旁边出来，鲜红的血，也跟着渗出来。我满头是汗，急得快哭了。父亲用药棉捂住针眼，说，没事，没事。说完，长长地叹了一声。
一个人，一个家，无助到了这样的地步。
父亲说，我这病，有一万块钱就能治好，穷人没钱，只好拿命扛了。那时，为了父亲的病和我的学费，家里已是债台高筑了，别说一万块，就是一块钱，也拿不出来。
有一次家里的盐用光了，因为没钱买，只好用白水煮菜就着饭吃，一家人强忍着往下咽，谁也没说话。但，泪都在心里。
小的时候，父亲正年轻，是远近闻名的木匠，三村五里的人，常请他去打家具或者盖房。父亲干一天能挣两块钱，还有一盒官厅牌香烟。烟，他舍不得抽，一盒一盒地藏在柜里，留待过节时款待亲友。两元的工钱，父亲也不急着要，人家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给。
过年，父亲只买很少的炮仗。我舍不得放，今天拆一个，明天拆两个。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多买点。父亲回过头来，眼一瞪，愤怒地看着我说：“那是钱啊，劈啪一响，就没了，你想败家啊！”我赶紧一扭头，灰溜溜地走开。
快上初中的时候，我很想拥有一支钢笔。父亲要去换粮，正好路过县城，我央求父亲，希望他到供销社给我买支钢笔。父亲一点头，说，行。后来几天，我每天站在山梁上，盼着父亲和换粮的车队回来，一等，就是半天。
终于盼到父亲回来，我的心“咚咚咚”直跳，惴惴地问，钢笔买回来没有。哪料，父亲淡淡地说了句，哦，回来的时候，人家商店都关门了，便旁若无人地做他手头的事，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我在旁边，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心里悄悄地骂：谁信你的话，你是抠门，不愿给我买！
正是因为这样省吃俭用，父亲才把我家的房从三间翻盖成五间。
早年间，乡里有个姓李的书记，长得白白的，穿得很干净，浑身上下不沾一丝尘土。一天，他来到我们村，一把拉住正在疯玩的我，对别人说，你看，这孩子的眼睛仁多黑啊，将来一定有出息。父亲听后，很激动地对母亲说，李书记说了，咱们小子将来会有出息。他一边说，一边喘着粗气，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某种可以看得见的未来激荡着他的心，总之，父亲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激动的样子，现在想起来，犹若在眼前。
然而，前路苍茫，我是经过复读才考上大学的。收到通知书那天，父亲拉着我的手说：“你复习的这两年，村里人风言风语的，说你根本考不上，但我知道，你能行！”说完，一行浊泪从他病得有些瘦削的颧骨上滑下来，洇湿在枕头里。我的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父亲说，你别哭，考上了，就挺好，我就是死也放心了。父亲说完，又含混地“唉”了一声。
父亲是在将家里的土坯房翻盖成砖瓦房时得病的。起地基那会儿，父亲的痰中就带血丝。村里的医生说，可能是毛细血管破裂，并无大碍。然而，不久，父亲就不行了，体力严重不支，虚弱得连路都走不了。
一辈子没坐过火车的父亲，因为闹病，坐了一次火车，但这次旅行，却是痛苦的梦魇。车厢里，浑浊的气息和呛人的烟味，让他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挨到官厅，下了车，父亲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他说，在车上，好像已经死了一次。
父亲临终前，把账本拿出来，把借了谁家多少钱，是怎么回事，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末了，他说，这些钱，你一定要还了人家，这样，我就是死了，也心安了。咱人穷志不穷，别让人家骂咱们！说完，他把账本给了我，又极为深情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中，包含着失败、无奈、歉疚、无力回天以及难以言说的痛苦，总之，人生百味，尽在其中。
我知道这账本背后有多少辛酸。记得父亲去世后，我向一人借钱埋葬父亲，那人冷冷地说，借给你可以，但你拿什么还我？！在他看来，一个穷人，是会永远穷下去的。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穷人，所要面对的一切，所要承受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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