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一发呆就到深夜。周围的朋友都觉得我很奇怪，总是心不在焉。我却无法给自己一个理由去找她，甚至觉得打一通电话也许都是一种冒犯。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道德的墙，我的爱情在墙外肆虐打转，却总在想迎头而上时停住。
若干年前，我在欧洲一个宁静的小城读书。
那年夏天，接到朋友电话，他有个友人来旅行，问能不能在我这里借宿几日。因为有间卧室一直空着，我那时又刚买了辆好车，正手痒，加之本性好客，便爽快答应。
还记得那是个周六，打开语音信箱，有条留言。摁下播放键，里面传出一个女孩甜美的声音，先叫了我的名字。我当时怔住了，心弦被拨动了一下。我开始有些期待看到她。
电话打回去，她已在机场，正要飞过来。
在机场，我一眼就认出她。
她是个摄影师。见到我时，她已在世界独自旅行了3个多月，拍一组人物肖像。我的小城是她旅途的中点。她庞大的周游计划野心勃勃，她总想方设法省钱，睡朋友公寓的地板，在夜车上过夜，甚至在火车站的咖啡厅坐过一宿。说起这些，她带着笑，手舞足蹈，好像一个小孩在向小伙伴们炫耀一个伟大的探险故事。我告诉她，她来得正不巧，天气预报说，飓风就要登陆我们的小城了。她说，是吗？我还没亲身经历过飓风呢，然后开始欢快地想象，坐在屋顶已被掀掉的露天席梦思床上，漂在汪洋中央。她说。她坐在我身边，我能感受到她散发的有热度的体温，她的身体里好像装着一个奇妙的宇宙，我真想鼓起勇气走进她的世界里。她拿起电话，给她的爱人报了个平安。她说，她已经工作了七八年，我该叫她大姐才对。
我带她去刮大风的海边。她轻轻地靠近海鸥，她与大自然好像没有任何距离，像个孩子，旁边的我不知所措，心却怦怦跳。回到住地，作为答谢，她说给我做顿家乡菜。看着她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像一个小女孩在摆弄自己心爱的布娃娃，突然觉得，自己渴望有个家。久离家，能在饭桌上吃到丰盛的家乡菜，是一种对乡愁的慰藉。
她的停留短暂，几天时间，便要重新启程，我越来越觉得不舍。临走前的那个晚上，我们走在小城中心繁华的街道上，我鼓起勇气问她，能不能牵她的手。她不说话，笑着低下头，我拉起她的手，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晚上，她待在客厅里，坐在电脑边整理了一整晚的图，我坐在对面，看了一晚上文献，一个字也没看进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对坐着，却又被另一种力量推开，就这样维持着现状。第二天，我送她离开，两个人都竭力维持着笑。
她走以后，我就像被掏空了一样。在实验室里，试管爆炸，划伤了脸和手，这是以前从未犯过的低级错误；浇花，一走神，全部浇到电脑上，键盘当即作废。有一次去当地朋友家，他爸爸逍遥地弹唱着吉他，一家人聊琐事，聊亲朋好友，很温馨，我独自走到房子外的草坪上，两张躺椅仰望星空，我便开始想象，她和我一人躺一张，斗嘴争吵也惬意。周围的朋友都觉得我很奇怪，总是心不在焉。我却无法给自己一个理由去找她，甚至觉得打一通电话也许都是一种冒犯。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道德的墙，我的爱情在墙外肆虐打转，却总在想迎头而上时停住。
半个月后，她已经在英国，回国之期眼看越来越近。有时她会在深夜工作结束后打来一个电话，好几次喝得醉醺醺，混乱地天马行空侃一通，然后在电话那头哭泣。她总叫我把她忘掉，又自相矛盾地问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我。我知道，她回国去，便是不同时空，日子回到既定轨道上运行。
直到她在欧洲的日子还剩下最后两天，我出了车祸。皮卡车的车头已经陷进我驾驶舱的车门，都扭曲变了形，坚实的铁皮竟然挡住了它强大惯性的威力，死神在距我肉体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停了步。那一瞬间，我异常平静，大概已经出离了恐惧，我甚至感到庆幸，庆幸我还活着；我还很庆幸，她不在副驾驶座上，这很好，否则她会被吓坏的。
我的新车完全报废了。拖车公司劝我廉价卖给他们，我挥挥手说，好吧，拿走。我大难不死，也一无所有，完成了一次洗礼。
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车祸，我还找不到理由说服自己飞去看她。我一直告诉自己，去了，也不过是另一次离别，我什么都给不了她。而现在，我突然有了不顾一切的勇气：命运充满偶然性，无从确知，就连我还能完好无损地存在于此，也是个概率事件。那么，自我的生命还有自由可言吗？无论伦理和现实如何约束，此刻，飞去她身边，是我唯一把握得了的有限的自由。
吃过饭，我飞奔回家，订了当天下午的机票。她的电话打来，我接起来就说，我正订机票，晚上见，先不说了。她惊讶地喊，天哪，你别来！我说，你别管了。挂掉电话，内心已被狂喜淹没。一位当地朋友火速送我去机场，下车，我一路狂奔到登机口。柜台检票员接过我的机票订单，抬眼打量我说，你疯了吧！的确，那张横穿欧洲、第二天就返程的机票，贵得足够我回国往返一次。我对检票员说，我去找我的女朋友，她明天就要回中国了，我想去送她。她有些激动，说，你在讲童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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