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从珠海到广州，赶乘火车回家。当天没买到票，天就黑了。一队巡逻的人跑过来，把广场上的人驱赶出去。
我回家的路费是向朋友借的，舍不得去住旅馆。原本打算在广场坐上一夜，没想到会被赶走，只好背着包一直往前走。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想象不出这个壮观而凄凉的场面的。已经是除夕的前夜了，火车站附近的路边、公园、高架桥下的空地上，挨挨挤挤全是人。许多人已在这里坐了几天，像无家可归的难民。在一个不知名的公园门外，我靠墙坐着，一觉睡到清晨，响着音乐的洒水车过来都不知道，被冷水浇了一头一脸，才醒过来。
第二天，已是大年三十，广场上买票的队伍依然长不见尾，一动不动。
天渐渐黑下来，我知道，又无望了。我背了包，跑到窗口，想看个究竟。售票的窗口开着，里面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人端端正正地坐着，并不售票。再看别的窗口，也是一样。是票卖完了吗？怎么没贴告示？为什么还开着窗口，让一广场的人傻傻地排队呢？正疑惑，几个戴了臂章维持秩序的人走过来，恶狠狠地让我到后面排队。
一种荒谬感涌上心头。我离开火车站，重又回到那个不知名的公园边上，坐下来。
夜深了，被驱赶的人们蔓延到了这个不知名的公园边上。午夜12点多，我忽然被孩子的哭声惊醒。昏暗的路灯下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轻声哄着孩子。小女孩6岁多，揉着眼睛大哭，怕是被噩梦缠着，醒不过来。妈妈抱在怀里拍着、拍着，孩子的哭声低下去，睡了。
我睡不着，老家这会儿已在放鞭炮了吧。老家的习俗，子夜一过，便立即放鞭炮祈福，放得越早越有福。父亲其实夜里12点以前是不睡的，守着时间，放了鞭炮，上了香，再睡。
我跟弟弟睡一张床，一颠一倒。大年初一，天刚亮，我们便默不作声地起床，新棉袄、新裤子、新布鞋、新棉袜。我和弟弟互不搭理，一句话都不讲。为什么？新年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拜年，而拜年必须按长幼次序来。
先到爷爷床前，“恭喜您，爷爷。”“恭喜你们。”爷爷咳嗽一声，从枕头底下掏出两个红包，一人一个。我俩拿了，飞跑到父亲房间。“恭喜爸爸。”“恭喜你们。”爸爸妈妈的红包年三十晚上就给了，给了其实也没什么意思，过了年还得还给他们。爷爷的就不用还了。这时候，弟弟还是不跟我讲话，因为还没给妈妈拜年。妈妈在厨房，早饭已经做得差不多。“恭喜妈妈。”“恭喜你们。”“恭喜你，哥哥。”弟弟终于回过头跟我说。这是一年中，他唯一一次喊我哥哥。我点点头，摆出哥哥的样子：“也恭喜你，弟弟。”这也是一年中，我唯一一次喊他弟弟，平时都是互喊名字。
我靠在墙根底下想着过年的事，那小女孩又哭起来。我回过头，孩子的爸爸朝我歉疚地笑笑：“孩子几天没睡，受苦了，做梦呢。”我点点头，问道：“也没买到票啊？”“票买到了，没挤上车。”“啊？你怎么买到票的？窗口根本不卖的啊。”“窗口是不卖，我们开始也不知道，后来听人说要去住宾馆，宾馆能帮着买票，贵一点。”“这样啊！是哪家宾馆？”
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家叫“环西”的招待所交了住宿费、车票费、手续费，终于拿到车票。看了看发票，上面随便写了个日期。我并不在意。
我很高兴地抓着票进到候车室，愉快地坐在包上等火车。忽然走过来一个穿制服、没有戴帽子的人让我把票拿出来，说是查票。我很笃定地说：“我有票。”我把票递给他。他一拿到票，抬脚就跨到了长椅的另一面。我大喊起来：“有人抢车票啦！”那人隔着椅子站着，并不走，对我说道：“再喊就撕掉。你拿100块，就还你。”喊是没用的，候车室又吵又乱，没有人管。也没法去追，因为我不能扔下我的包。我没有100元，只有50元。他接过50元，把票还给我，一转身，立即消失在人群当中。我死死地握着票，像呆子一样坐着，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
大年初一，去南京的火车一动不动地停在站台。人山人海，我不要命地往上挤，终于挤了上去，被扁扁地卡在一个窗子的边上，脸朝外。火车缓缓启动，门关上，许多人跟在后面跑着、跑着。忽然看到，昨晚坐在我边上的那个小女孩的父亲跟着车子拼命奔跑。只有他，小女孩和她的妈妈怕是已经挤上了车。
火车越来越快，年轻的父亲跑着、跑着……这是大年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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