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的时候爸爸去世了。
我还记得，只记得一部分。他的耳朵，他手肘上皱皱的皮肤，他常常讲给我听的关于他在以色列度过的童年的故事，他是怎样坐在他最爱的椅子上听音乐和唱歌的。他用希伯来语和我讲话，而我叫他阿爸。我几乎忘记了所有的事，但有时候还会有些词语跃上我的心头：kun kun（茶壶）、shemesh（太阳）、yam（大海）、etz（树木）、neshika（吻）、motek（甜心），它们的意义却像旧分币的表面那样逐渐磨损了。
我的妈妈是英国人，她在以色列合作农场工作时遇到了爸爸，那是她开始在牛津大学求学前的一个夏天。他比她大十岁。他曾在部队待过，之后几乎穿行了整个南美洲，然后他回到学校成为了一名工程师。他喜欢野营，总是在旅行箱中放一个睡袋和两加仑的水。他在每个星期五晚上来接我妈妈，通常那个时候合作农场里的其他人会躺在草地上，缩进毛毯下，在大大的电影屏幕下逗狗或吸大麻。而他会开车把她带到死海，然后在那里玩奇特的漂流。
当我妈妈的皮肤渐渐变成棕色时，我爸爸总是大笑着说她看上去和他越来越像了，这当然只是个玩笑，因为他有六尺三那么高，眼睛是纯净的绿色，头发是乌黑的。我妈妈就比较苍白，而且身材娇小。即使是现在，41岁了，还是显得很瘦小，如果你从街对面看到她会以为她还是个小女孩。伯德和她一样白皙瘦小。而我很高，像我的爸爸。我也是黑头发，牙齿间有缝隙，又瘦又不好看。我15岁了。
我爸爸喜欢烹饪、大笑和唱歌。他能只凭双手生火，修补损坏的东西，也知道怎样往太空发射物体，但是他在九个月后去世了。
刚开始我妈妈把一切都保留着，就像他还在世一样。据说，在俄国，人们对待已故著名作家的房子就是这样的。但是我爸爸不是一个著名作家，他甚至连俄国人都不是。然后有一天，当我从学校回到家的时候，一切明显有他记号的东西都不见了。衣橱里没有了他的衣服，门口没有了他的鞋子，而街上，有一堆垃圾袋，它们被放在他的旧椅子上。我跑到我的卧室，透过窗户朝外看。叶子被风吹着，飘过它们，然后落到人行道上，一位老人走过来，坐在椅子上。我跑出门，从垃圾堆中捡出了爸爸的旧围巾。
有一天，我妈妈从她睡了将近一年的床上起来。这似乎是我们第一次不必透过堆满床边的玻璃杯看到她。妈妈为我们做了通心粉，这是她会烧的少数几道菜中的一道，我们总是装作那是我们吃过的最好的东西。一天下午，她把我叫到一边。“从现在开始，”她说，“我要把你当一个成人对待。”可我只有八岁呀。我想说，可是没说出来。她重新开始工作。她穿着大红印花图案的晨服，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身后总会落下一些纸屑。在爸爸去世之前，她很爱干净。但是现在如果你要寻找她，你只需要沿着纸屑走，在纸屑的尽头，她一定在那里，专注地望着窗外或者凝视一杯水，仿佛里面有一条只有她能看见的鱼。
妈妈对爸爸始终保持着像他们相遇的那个夏天里一样的爱。为了做到这一点，她改变了生活方式。有时候，她会在一段时间里只依赖水和空气存活。她是唯一能做到这点的高等动物，他们应该用某一物种来为她起名。有一次，朱利安舅舅告诉我，雕刻家兼绘画家阿尔伯图说，有时候，如果你要画一张脸，你应该放弃整个身体；画一片叶子，你应该牺牲整片风景。这看上去就像你先是局限自身，但是过一会儿你会意识到只需要强调四分之一部分就可以更好地表现出整体，这会比你抓住整片天空更有效。
我妈妈没有选择一片树叶或一张脸，她选择了我的爸爸。为了坚持这种感觉，她放弃了整个世界。
在线客服
共有条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