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昏迷了七天七夜之后走了。
她在世上活了73年，已经是外祖父家族里最长寿的人了。
外婆51岁就猝死了。那年，她一听到崖头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地主张义立即来大队接受批斗”的命令，浑身便开始筛筛子般地战栗。她年轻时从万家村嫁到这户老实人家里，带孩子，为雇工做饭，看着高大的丈夫领着几个长工起早贪黑地种地拉货，慢慢添了田地，置了十几头高脚牲口。往往等丈夫和伙计吃饱后，她才和几个孩子就着剩菜吃几口。她盼望着一家人过上好光景，自己就能松口气，享享清福了。突然间乾坤倒转，丈夫被打上了“地主”的烙印，一家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也被瓜分了——张家人沉入地狱，成为人见人嫌的罪人。一家人呆呆地守在三孔窑洞里，丈夫沉默不语，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女儿嫁不出去，儿子没有前途，她眼前只有绝望。我至今不知道外婆的名字，本以为随时可以问母亲，不料母亲就这样离世了，已经没有人知道老人家的名字了。
母亲被渴望晋升的军官丈夫抛弃后，外婆一夜之间变老了。她为大女儿和两个孙子愁得睡不着觉，头发齐刷刷地白了。咋办呢？咋办呢？她念叨着。
外婆走后，外祖父就更沉默了。在我的记忆里，劣质旱烟冒出的烟味，罩住了绛中村那间破败的窑洞，不时会从窑洞深处的床板上传来长长的叹气声。母亲和我的两个姨一脸愁容，坐在炕上一针又一针地纳着鞋底。异样的气氛里，我大气都不敢出。
一家人仿佛与世隔绝了。偶尔来个人，也是匆匆说几句话就走了。走来走去也就几家老亲戚，过年过节说几句客套话。和外面的联系就靠窑洞顶上的大喇叭，威风凛凛的干部会站在崖头，生硬地吆喝外祖父和我两个舅舅：拿上铁锨收拾牲口棚了！赶紧出来浇地！
因为终日郁郁寡欢，外祖父得了气鼓病，肚子大得如同碌碡。无钱治病，只能一天天拖着。冬天里，公社干部大兴土木，征调气喘吁吁的外祖父筑墙，严寒里他吸入冷气，大口大口地吐血。姨出嫁了，舅舅分开过了，外祖父独自躺在老窑洞里挨着日子。
1976年夏天，母亲利用晌午的歇息时间，用架子车将老人家接到家里。外祖父躺在轮椅上，整天眯着眼不言语，我把饭端过去，他接过去三两下吃完，把碗放在地上。我没话跟他说。我是恨他的，因为他，我注定没有前途。老天为何把我生在这样的“剥削阶级”家里？在出身好的人面前，我有深深的自卑感。我甚至在心里接受这样的现实：世界是他们的，我们能活着就不错了。
那年秋天，雨水出奇地繁密，墙塌房倒，外祖父也死了，享年61岁。
1991年冬天，我在门头沟煤矿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妹妹来信说，大姨脑溢血而亡。几年后，小姨也死于同样的病症。母亲看着大姨留下的两个儿子和小姨留下的一儿一女发愁。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但她没有精力照顾这么多孩子，只能看着我两个姨夫相继白了头、弓了腰。
她们死后，母亲一下子没地方去了，也没有说话的亲人了。
前年，大舅舅突然失忆，糊涂多日后辞世，年仅65岁。母亲在自己大弟的床前号啕大哭，怎么也劝不住。自那以后，母亲一天天萎靡了。她的眼神迷离起来，经常望着很远的地方发呆。
她有高血压，一直靠吃药维持，从那以后，她经常脸涨得通红而且嗜睡。之后，胃病、白内障、灰指甲、综合性肾炎接踵而至，她的精神一日不如一日。中药复西药，最多时一天要吃十几种各色药丸（片）。后来，她一看见药就发怵。
大剂量激素维持着她的身体机能，也改变了她的容颜。六七月时，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你恐怕都不认识你妈了。我是有准备的，可在八月中旬回到家，我还是吓了一跳：母亲的面容完全变了。
一年多时间，进出医院四次，刚开始还能消肿，到最后，医生以找不到扎针的血管为由，逼迫母亲出院。家人明白，母亲来日无多了。
她突然陷入昏迷，然后就离开了我们。
看着母亲的棺材徐徐沉入大地深处，我的心里空了。从今往后，没有什么能填满那个空了。母亲张彩勤，陕西省扶风县五泉乡绛中村人，育有四子一女，留在人间的身份证上面注明：她生于1940年。
在村委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母亲变成了“张老孺人”，“含辛茹苦”“勤劳持家”之类的词语覆盖了她真实的一生。没有给我念悼词的机会，我说给母亲的话只好写在这里了：
尊敬的各位亲友：
今天是我母亲下葬的日子。
老人家的大半生，都是在动荡和焦虑中度过的。她的婚姻也很不幸，追求进步的丈夫抛弃了她，她被迫带着两个孩子改嫁。那段时间，她为孩子的命运担忧，思前想后睡不着觉，视力急剧下降。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改嫁后，碰到了命中的贵人——我们的父亲。从此，她和智慧、好强、包容的丈夫一起，经营起这个一穷二白的家。
那个时候，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常年在外奔波做活，母亲承担起了照顾一家人的重担。她既要出工，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在我的记忆里，她为了让我们吃饱，把能吃的都吃了。最艰难的时候，甚至把玉米芯煮成糊糊来吃。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最后一个端起碗，看哪个还没吃够，她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倒一些给他，她常常开水就剩馍吃几口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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