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身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视力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也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上世纪70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锅。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
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的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极管二极管，乱七八糟的线路，亮出了雪花飞舞的画面，穿西装念新闻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来扭去。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铣刨各个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了。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冶炼厂的黑烟。爸爸每晚都要会见他的同事，讲车床、钢管、抽烟、喝酒，妈妈忙着炒花生米，我们要等着他们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所有工人阶级的爸爸一样，让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比方我们在唱歌，这时他回来了，吆喝一声，全家都灰溜溜的，屁都不敢放一个。
所以，每个人的叛逆，都是从反抗爸爸开始的。
二
我很记恨他还打过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一下子，把盖帘里刚包好的饺子踢翻了，爸爸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为是患青光眼眼睛看不清楚。
不满的情绪，和身量一样在长大。战争终究无可回避地爆发了。
在我16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亲戚来家，带了一瓶西凤酒，我喝得多了，躺在火炕上，内火外火交相辉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他也有点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脑门上一顿痛打，用鞋底子打儿子，那是很有仪式感的老理儿呀。
我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加上酒劲儿，冲到厨房，抄起菜刀，就往回冲。好几个人拦着，把我拖出门，据当事人跟我讲，我一路喊着，我要杀了你，嗷嗷的，街坊邻居都听见了。真是大逆不道。后来，我爸爸问我妈，儿子怎么这样恨我，到底为了啥？
跟爸爸的战争，让我成熟了，明白人长大了，就应该离开家。我去了天津、长春，一年回家一两次，爸爸劝我努力当个按摩大夫，很牢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设计的，我偏不干这一行。
1994年，我大学毕业，爸爸去沈阳火车站接我。从浪漫的校园里，从光辉的名著里，从对姑娘们的暗恋里，我又回到了破败的铁西区，几口人拥挤在一起的小平房。爸爸抱怨，当初不听他的话，学文学，结果工作也找不到。于是，他带着我去给校长送礼。
这时，我看到他卑微的另一面，见了宛若知识分子的校长，点头哈腰，大气也不敢喘，把装了一千元的信封和酒，塞入人家手里，拉起我，诚惶诚恐地走了。回家，还念叨着，人是辽大毕业的。后来，中间人告诉我们，没戏。我爸爸毕竟是工人阶级，一听不好使，就去校长家，把钱要了回来。
三
对家乡的失望，让我们越走越远，然而，父母老了，他们只能在身后，踉跄着唠叨些盼望和祝福。
有一次，爸爸来电话，说身体不好，让我赶快回家一趟。等我回家一看，他啥事也没有。他神秘地告诉我，给我找了个媳妇，马上要见面。原来，我家出租了一间房，给一个在澡堂里工作的姑娘，不久前，她妹妹从老家来了，也想进澡堂上班。我爸就动了心，要撮合一下，那姑娘碍于住在我家，不好推辞，就说先见见面。这下，我爸当真了，千里迢迢，把我召回。
我说，我没兴趣，他就瞪眼了，那你还想找个大学生呀？怕他生气，我只能答应见见，小姑娘刚从澡堂下班，就过来了，房间里，就我们俩，她问我，在北京干啥，我说，卖唱。她说，那有空去北京找你，那边的澡堂子怎么样？我不知道她具体想知道的是啥，就囫囵着说，大概水很热。
我也是看过加缪的人了，也是听过涅的人了，咋还落到这么尴尬的境地。
这件事情以后，我是发着狠逃离家乡的，如果没国境线拦着，我能一口气跑到南极。2000年以后，爸爸有一次搬钢板把腰扭了，于是，提前退休了。他脾气不好，不愿意去公园跟老头老太太聊天下棋，天天闷在家里，躺在床上抽烟看电视。结果，得了脑血栓，一次，在外面摔倒了，周围人不敢去扶，有人拿来个被子盖在他身上，直到有邻居告诉妈妈，才被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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