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岁时，我在弗侬山住过，跟J.潘内尔·托马斯在同一街区。潘内尔家在我家北边，隔四五家，在街的同一侧。
潘内尔不是我的玩伴，因为他比我大几岁，但在他去火车站或从那里回来经过我家时，我经常跟他打招呼。他是个长相英俊的小伙子，非常文静而且腼腆。看到他，我会喊一声：“你好，潘内尔！”他则会微笑着说：“你好，埃尔文！”并继续往前走。我记得有一次我穿着溜冰鞋从我家院子里冲出来，在潘内尔面前炫耀般地来了个溜冰场上的那种转向。他说：“嗬！你可真是个高手啊，对不对？”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话。被年龄比我大的人称赞，我心里快活极了，就顺着石板铺的人行道飞快地溜走了，一路避开那些我一清二楚的裂隙。
当时，潘内尔之所以在我眼里如此非同一般，并非因为他英俊的长相和友好的举止，而是因为他的妹妹。她叫艾琳，跟我同龄，是个文静好看的女孩。她从未来过我家院子里玩，我也从未去过她家院子里玩。我们俩住得那么近，却不相往来。然而，她是我看中的女孩，我对她情有独钟。
在对待女孩的问题上，我跟同龄的大多数男孩都不一样。我很向往女孩，可她们吓住了我。凡是女孩希望她们的男伴具有的独特才能或本领——跳舞、踢球、人前露一手、吸烟以及闲聊等，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些事我一样也干不好，也很少尝试。相反，我死守着自己的拿手本领：身子朝后坐在自行车把上骑车、胡诌诗歌、在钢琴上弹《阿依达》选段，冬天在林间谷地结冰的池塘上打冰球时守门。但是所有这些把戏在女孩子的眼里都算不了什么。在弗侬山中学的四年里，我从来没去学校的舞会跳过舞，也从来没带一个女孩去过杂货店喝汽水、去西切斯特娱乐房玩游戏，或者去看电影。这些事我也想做，可是没胆量。
我的羞怯和落伍让姐姐很恼火，她开始做很多努力，想把我激励起来。她确信我在社交上裹足不前，觉得我成了她活跃的社交生活中的一个累赘。她总设法派给我女孩，但又总让我推了回去。一有机会，她就会打开留声机并抓住我，我们会在客厅里艰难地跳一步舞，跌跌撞撞。她像与我生死搏斗般抓紧我，最后我却用更大的力气挣脱并甩开她。
有一天，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我已忘记，我姐姐成功地让我参加了一次她和别人在纽约的约会。当时对我来说，纽约是个大部分未经探究的奇境，是个花天酒地的所在，其他方面尚属未知。我姐姐听说过广场酒店的茶舞会，她和一个女友、另外一个小伙子还有我去尝试过一次。我觉得那次“远征”她在安排上有蹊跷。我在这伙人中年龄最小，是被哄骗进去的，我猜测那是为了让我在那次活动中起到让男女人数对等的作用，要么可能是我母亲禁止我姐姐去，除非有个家里人跟着。
那场面让我开了眼。不管跳舞的想法有多么令人厌恶，那里的布置却让我惊诧不已。桌子摆放得可以让人坐得那样接近舞池，以至于几乎就在舞池里。你可以点肉桂味烤面包片，然后安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观察紧紧搂抱着舞动的男男女女。音乐在演奏，你吃着你的烤面包片；舞者跟你的距离那么近，以至于在他们跳着舞经过时，几乎要扫掉桌子上的东西。我被打动了。我也知道，我正在看着跟弗侬山各方面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一个情景，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类似情景。那天下午，肯定有一点酵素开始在我心里起作用了。
虽然现在对我来说似乎难以置信，然而我有了想法——请艾琳陪我去参加一次广场酒店的茶舞会。作为迈向无与伦比的大千世界的一次“远征”，这一计划在我脑子里成形，有意要让甚至最倦于享乐的女孩也目瞪口呆。
我不会跳舞这一事实肯定是个严重的不利因素，但没严重到能够阻止我。
我花了三天时间，才鼓起勇气打电话。同时，我把每方面都详细地研究了个遍。我有笔够用的钱以壮底气，查看了列车车次，全面检查了服装并选了我相信能过关的一套。然后，某天晚上六点钟，在父母下楼吃晚饭后，我在楼上磨蹭着，接着就钻进我的卧室外面的一个大壁橱，壁挂式电话在里边。我在里面站了几分钟，浑身打战，手放在听筒上，它颠倒着挂在听筒钩上。
我已经演习过第一句和第二句。我计划说：“喂，请问我可以跟艾琳讲话吗？”然后她来听电话时，我计划说：“喂，艾琳，我是埃尔文·怀特。”从那句往下，我琢磨着我能临时发挥。
终于，我拿起听筒并拨出号码。正像我猜的，是艾琳的母亲接的电话。
“请问我可以跟艾琳讲话吗？”我问道，声音又小又不安。
“等会儿。”她母亲说。然后她又想了一下问道：“请问是哪位呀？”
“埃尔文。”
她从电话那里走开了，过了好大一阵子才听到艾琳的声音：“喂，埃尔文。”这让我的第二句话说得不通了，但我仍坚持一字不改地说了出来。
“喂，艾琳，我是埃尔文·怀特。”我说。
我根本一会儿也没等，就向她提出了邀请。她好像愣住了，要我等一分钟，我想她是去跟她母亲悄悄商量了。到最后她说：“好，我愿意跟你去广场酒店参加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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