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比冯友兰年长两岁。虽年齿相若，却一为师一为生。一度，两人关系甚密。孰料，后来分道扬镳，形同陌路。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对孔子的大批判、大否定。冯友兰原本是以光大儒学为己任，可运动一开始，便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发表了大量的批孔、批尊孔的讲话和论文。对此，梁漱溟先是出乎意料，后是极不以为然。在日记和书信中，梁漱溟不无激愤地谴责冯友兰，认为他那些批孔的言论简直一塌糊涂。从这以后，他们也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
这种不相往来的尴尬状态一直持续到了晚年。冯友兰90寿辰的时候，设家宴招待亲朋好友，梁漱溟也在被邀之列。当冯友兰之女宗璞女士电话相邀时，梁漱溟在电话那头一再重复“我不去”，还重重地挂了话筒。翌日，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一封信，说明了个中缘由。大意是北大旧入只存你我二人，本应当会晤，只因冯友兰曾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没有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梁漱溟是“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梁漱溟不愿意再称冯友兰为“老朋友”，耻与为友了。冯友兰虽然觉得甚为羞辱，但仍对梁漱溟的耿直深感敬佩，还托女儿随信寄去了自己的《三松堂自序》一书。书到之后，梁漱溟便作了认真阅读。冯友兰在书中对自己当年的言行作了深刻的反思，满心忏悔地写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见冯友兰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一直耿耿于怀的梁漱溟，态度明显改变。他很快复信过去，表示“甚愿把握面谈”，这一回他又称冯友兰为“芝生老同学”了。不久，在宗璞女士的安排下，梁漱溟和冯友兰在木樨地有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会面。
梁漱溟一向重视交友与交友之道，他认为朋友之间以同情为根本，以了解为前提，当指出朋友的毛病短处时，顶要紧的是须有一种原谅的态度。在《朝话》中，梁漱溟又说：“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从这一段公案中，我们看到了梁漱溟对冯友兰的不谅与谅，这也正是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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