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静有日子不爱照镜子了。不是不想，是不敢。因为有一天早上，她洗完脸朝镜子里一看，“灰扑扑的，吓人一跳”。
自从一年半以前，赵文静把患有运动神经元病的父亲接到沈阳，她便“一口气儿长大了”。在偌大的城市里，她和父亲租住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老屋内。老家还有个刚上高一的弟弟，全靠姐姐打工供养。
老屋的墙皮斑驳剥落，飘散着陈旧潮湿的霉味儿。赵文静麻利地淘米，给锅里加入双倍的水，因为父亲只能吃软糯的半流食，她很久没尝过筋道的米饭了。
赵树山侧躺在老屋中央的大床上，看着女儿忙进忙出。由于肌肉逐渐萎缩、无力，他整个身体几乎全部瘫痪。这种病俗称“渐冻症”。患者即使头脑清醒，与常人无异，语言表达也会含糊不清。眼下还没有医治这种病的办法，最后，病人会神志清楚地“目睹”自己所有的器官衰竭，直至死亡。
屋子里，日光灯照着掩不拢的柜门和锈迹斑斑的床头。赵文静把步子踏得“啪啪”响，在忙碌的间隙，她几乎一刻不停地跟父亲说着话。
“你好，是从那边回来的吧？”她握住父亲的手摇晃，因为父亲爱看谍战片，她就逗他说，“国民党怎么个情况啦？”
赵树山无声地笑了，他盯着女儿，努力牵动嘴角，吐出3个字：“大，板，牙。”
赵文静一下子乐了，拍着父亲的肩膀：“你才是大板牙！我是‘随根儿’（遗传）的！”
她的笑声盖过了电视的嘈杂声，也盖过了药罐的咕嘟声。
端午节的晚上，赵文静特意煮了几只粽子和咸蛋。她用小勺把蛋黄压碎，吹上几下，喂给父亲。
咀嚼和吞咽对赵树山来说已经非常困难。在等待父亲“好不容易”吃完一口的时间里，赵文静赶紧扒拉着自己的饭。听到父亲“嗯”一声，她马上扔下筷子，再给父亲喂上一口。
有时候，父亲声音小，她便要求他：“信号接收失败，再发一次！”边说边吧唧着嘴，露出一脸得意。
“只有我才能明白我爸。”赵文静说，“哼一声是吃饱了，眨一下眼是坐累了，撇撇嘴是脸发痒，盯着什么看就是要把它拿过来。”
父女间默契的配合全靠时间与耐心堆积而成。赵文静工作的公司离家不远。每天，她每两小时就要从公司回家一趟，帮父亲翻身或是方便。这一段步行要花十几分钟的路程，赵文静“没走过，都是跑”，她每天要来回跑8趟。一年多来，喜欢旅游的她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出租屋背后的小商场。
这个生于1988年的姑娘有1.62米的个子，却只有80来斤的体重。她身形消瘦，颧骨突出，肤色微黑。每月，她有2000元收入，除掉房租和寄给弟弟的钱，她和父亲靠剩下的七八百元生活。
赵文静穿着义工送给她的旧衣服，脚上是一双20元钱的凉鞋。她浑身上下唯一的装饰品是端午节的“五彩线”，她给父亲的手腕上也拴了一根，表示“祈福”。
她总自嘲地说：“能把地摊货穿出大牌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大牌。”
从去年夏天开始，赵文静步行爬上公司所在的14楼。她拾级而上，在每层楼梯间的垃圾桶中捡拾饮料瓶。有时有人投来异样的目光，她便努力让自己“面无表情”，脑袋里只想着，一天卖一元钱，5天就能给父亲添个“青椒炒茄子”。
在父亲生病之前，赵文静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认为“父母赚钱给我花”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在父亲到达沈阳后不久，母亲又因心脏病突发离世。
原本希望为母亲分忧的女儿“把所有遗憾都转化为对父亲加倍的好”。赵文静念大专时学的是护理，因为实习时“太苦了”，她决定不再干这一行。毕业好几年，这些“丢掉的本事”在照顾父亲时又被她找了回来。
铺好脚垫，赵文静把父亲的双腿抱到床边，然后跪在床上，用双手架住父亲的腋窝。“来了哦——”她猛一使劲儿，把父亲扶起来坐好，再搬来一个旧板凳放在他身后，用细绳将一块木板固定在脊背与板凳之间，他便能靠得稳当了。这项装置是父女俩的创造。
站着方便时，赵树山需要架着双拐。为了防止拐杖滑脱，赵文静把筷子绑在拐杖顶端，夹住父亲的双臂。她还发明了“筷子换台法”，她不在时，父亲能通过咬住筷子，摁压电视机遥控器。
一年多来，她不仅学会了修电器、换保险丝，还学会了给父亲针灸、剪头发。每月一次，她用胶带把报纸粘在父亲身上，一把普通剪刀，一把断柄塑料梳——在她手底下，标准的“圆寸”发型很快诞生。“来，对着镜头笑一个！”她双手托起父亲的下巴，贴近父亲的头皮嗅着，“这个洗发水真好闻，不过快用完了。”
赵树山又笑了，咧开嘴，露出牙齿，可他旋即低落起来，断断续续地说：“说不定哪天我就死了，我不怕死，我只想看着你早点成家。”
在线客服
共有条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