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年轻时的样子，眼睛大大的，那是一种清丽的漂亮，一头黑黑的长发像那个保守时代每一个文艺女兵一样低调地卷上去，短短的，以免闲言碎语。记忆中妈妈很爱拿梳子慢慢梳自己的头发，有时候也梳我的头发，边梳边说：“儿子，以后要当法官，要像拉兹那样当法官，保护妈妈……”这是《流浪者》里的台词，说到这里，她通常会哭。
后来知道，她的父亲一夜间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特嫌，直至死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瓦房里，死的时候腿浮肿得发亮，手指一戳就是一个坑。
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像她这样的黑五类不可以留在文艺团体，要么被打倒，要么去藏区。后来有机会去了一家街办工厂，工作是往电瓶里注硫酸、盐酸，切割整根的钢筋。自幼闻水粉长大的她受不了盐酸呛人的味道，能把水袖舞得行云流水的她抱不起粗大的钢筋。她做工时还戴着丝巾，下工后还要用香皂洗手，仔细抹上友谊牌雪花膏。大姐们就说，这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要改造。
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得到改造。她开始穿上了硌人的工装，混迹于一帮孔武有力、大声说话的女工中说笑，她学习蹲在马路边上吃饭，为了配合大家，也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一个很好的青衣就这样被无产阶级姐妹改造了。
可是我妈还是很孤独，她知道自己无论怎么爽朗地笑还是跟其他姐妹不一样。她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一是重新回到舞台；二是儿子能出人头地；再就是能住上小时候住过的那种四合院，成都红墙巷39号。我妈的父亲是晚清公派留日学生，后因中日邦交恶化愤而回国，曾在北师大任教，抗战时期在关麟征盛邀之下兼任过黄埔文职教官，生活还算富足，居住得相当不错。
我妈回忆：那时候我们家啊，前庭种着两棵桂树，后园种着一棵黄桷兰，从夏到秋，香得人睡都睡不着……成都红墙巷39号是我妈关于美好生活的标志，那是一个典型的成都风情的小巷，春天来时，燕子在发黄的房檐下飞来飞去，衔食结窝，哺养儿女；等到深秋，燕子走了，银杏树会把叶子洒落一地，碎金般夺目。
我妈已经七十多岁了，伴有严重的老年骨质增生，所以她重回舞台的梦想已无法实现。她另一个梦想即儿子出人头地，看上去也十分渺茫。我时常想，如果这辈子就这样不着四六了，也一定要让她实现自己的第三个梦想：住到属于自己的四合院去。
后来改革开放，旧有的秩序被无情打破，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街头出现各种各样新式商品，生活也出现从未有过的压力。为让儿子能跟别的同学一样吃到抹了果酱的早餐面包，穿着白色运动鞋参加校运动会，我妈辞去月工资二十多块的街办工厂，办起了私人幼儿园。这样一个新的工作让我家每月能挣到近五百块钱，后来因搞了“全托”激增到两千块钱。我家有钱了。我妈挣到第一个两千块时，带我去水碾河边上的成都饭店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她还在旁边的小杜裁缝店里做了一件漂亮的旗袍，还问年龄尚小的我，边岔是不是开得太高了。
后来，我带领我妈用一笔不多的钱从四楼换到一楼，楼前有一小处空地，她种了桂树、梨树、玉兰花……一个冬天过去，花儿们依次开放，我妈的眼神变得年轻。再后来，我借钱买了一处离城市很远但很便宜的顶层复式楼，在楼顶上种了很多花花草草。等花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太粗心，我妈的身体大不如前，高血压、骨刺也经常折磨着她，每次爬楼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这样的事情给我惩罚。有一天我妈正在洗澡，无声无息就倒下了。蛛网膜破裂导致的脑溢血，医生说只有30%的生存可能。那晚我徘徊在省医院门口，决定无论如何给我妈买一处不用爬楼的房子。很是奇迹，我妈竟然活过来了，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梦到院子里种了很多的花，那个花香真是浓啊，人竟能飘起来了……2000年我跳槽到一家报社，一笔24万元的转会费让我支付了一处电梯公寓的首付，从此我妈不用与骨刺作斗争，她可以轻松地上下楼去菜市场买菜。遗憾的是，我没有足够的钱为她买到一楼，而一楼有近两百平方米的花园。
妈妈还是想念红墙巷，想念燕子飞来飞去的样子，晚上黄桷兰香得让人睡不着觉……她多次提出能不能搬到一楼住，想种花儿，再种点黄瓜、香葱，绝不打农药，比菜市场的还新鲜。
事实上，我妈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也不是课本教的那种慈祥而厚重的朱德式母亲，一生默默而坚韧支持着革命。我妈只是一个没落人家的女子，她不喜欢工厂，不喜欢土改。她认为她更应该属于红墙巷的生活，在春熙大舞台上舞动长长的水袖。她的经历让她复杂、敏感，一个旧式官宦家庭的女子因中国革命的变幻从而命运多舛，执著着类似张爱玲小说中的某种老式的浪漫。
她甚至将她的儿子当成她对这个世界关于男人的全部希望。至少，儿子能够让她重回红墙巷居住的时光。对于她而言，这无比重要，而且神圣。
我只能不停地写下去，一个字、一个字的累积，像一块砖、一块砖的累砌，让她真的能重回红墙巷39号，看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晚上黄桷兰飘香，香得连觉都睡不着……
那是一个曾经漂亮、被中国式革命和中国式生活弄得无比神伤的女人，一辈子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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