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父亲面前唯一娇憨的表现，就是下班进家门后，端起父亲早就泡好的茶，一口气喝到底，然后用眼睛瞟着父亲，得意地往桌上一放。父亲就很配合地假装不满，说：“看你咯，把茶喝得精干的，又不对起，等下要喝又没有。”父亲说完，又起身去帮母亲给茶续水。
母亲一生最不喜欢照相，一发现镜头对着她，就总用手遮着脸，半羞半笑地说：“丑死了，照什么。”老年，她却极爱给父亲照相。她觉得父亲真是长得好，年轻时眉目俊朗，英气逼人，老了面目清和，风度从容优雅。她说了一句恐怕是她这辈子说过的最有文化的话：“你爸爸现在有出尘之姿。”这话说得极好，却常被我们拿来调侃她：“妈妈好有文化啊。”我们拿母亲打趣，她从来不恼。我们家，母亲的学历最低。我的外公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地主，乡里广有良田，城里还有药号。但外公最为骄傲的却是家族里出了几个读书人，据说老家谁都知道“彭家大屋”“彭葆元堂”，外公家还曾有过御赐的匾额。后来，外公差一点被斗死，财产被分掉。母亲那时刚刚初中毕业，便失学了。已在大学当教员的二哥把她接到长沙，供她读了一个邮电学校。母亲19岁时，在长沙市邮电局当了话务员。
父亲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母亲时的样子：“你们的妈妈，那时候好姿势呢，穿一件白底带小红点的连衣裙，一双红皮鞋。长辫子，头发黑得照人眼睛。”母亲皮肤白晳，身段苗条，一直到现在，74岁还像少女一样体态轻盈。母亲却自认为长得丑，不愿意听人家说她的儿孙们长得像她。她说：“莫讲长得像我，他们不高兴。”可是，父亲晚年最津津乐道的便是，他跟母亲一起出去，别人怎样夸奖母亲衣服穿得“姿势”，头发如何盘得好看。长沙人夸女人有气质、有风韵，喜欢用“姿势”这个词。“好姿势”是父亲最喜欢用来形容母亲的词。
父亲30岁时第一次见到母亲，请她看刀美兰的舞蹈晚会。当时父亲是解放军的大尉。部队里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只有营级以上干部才能谈恋爱。母亲那年刚20岁，已入了党，无忧无虑，快乐得像一只小鸟。母亲初一看到父亲，心想：“好黑，像一个印度人。”又想，“好老，大了我10岁。”可是，她很快嫁给了他，不久又放弃自己的职业，当了随军家属，跟着父亲不停地迁徙换防。每个地方住个一年半载，好不容易熟悉了环境，就又走了。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在漆黑的夜里，母亲抱着我挤在军用卡车里颠簸，黑暗中听到大人们压低声音说话，闻到车里各种奇怪的味道。因为部队保密，连母亲都不知道自己将要去什么地方。她也习惯了这种生活，早上起来不知道晚上会在哪里睡觉。
1968年，父亲被隔离审查，3年没有回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3人在桂林生活。我和妹妹小，对父亲长久不回家浑然不觉，哥哥大一些，问母亲：“爸爸为什么还不回家来？”母亲回答：“爸爸出差了。”哥哥自言自语长叹一口气说：“爸爸出差这么长时间啊。”不久，我们家被抄，家里的书全部被丢到院子中间，一把火烧掉。母亲很平静，把我们3个护在身后，站在火堆边看书页在火中翻卷、变黑、成灰。后来我们才知道，母亲把父亲最珍爱的一套书早早地藏了起来，那是1914年上海石印版的《红楼梦》，王希廉、蝶芗仙史的增评加批图说本。母亲很聪明，给这套书用蓝布做了一个封套，就这样被我们带到父亲下放的农场。我们住的是茅草屋顶的土砖屋，这套《红楼梦》就安全地放在土墙边的小藤书架上。我在小学五年级时，一点一点地把它偷看完了。
父亲被隔离审查的那3年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日子。母亲被逼着与父亲离婚，离婚申请书都帮她写好了，只等她签名。母亲流着泪，轻声说：“我们是一家人，死都要死在一起。”父亲后来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母亲松了一口气，带着我们兄妹3人陪父亲一道，先坐火车，又坐汽车，再转马车，到了一个农场的生产队。
父亲劳动改造那几年，母亲在我们心中就是“仙女”。她是党员，又没有政治错误，被分配在分场场部工作，工资照发。母亲很快交了许多朋友，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各种稀罕的食物，让我们吃得极好。有一次，母亲喊哥哥和我一起从分场抬回一副完整的猪骨架，从猪头一直到猪尾巴。那是6月的一个傍晚，两个小孩一个抬猪头一个抬猪尾，走在小河堤上。星星一个一个从颜色越来越深的天空中跳出来，我们默默地走。小河堤两旁有不少野坟，天渐渐黑透后，星星越来越亮，野坟上开始闪起一朵朵幽绿幽绿的鬼火。人走过带动空气流动，鬼火好像也跟着我们走。我们不知怎么的，也并不害怕。那几年，我们吃过各种野味和河鲜。母亲说我们还吃过河豚，是爸爸做的。这些我不大记得了，但我记得吃天上飞的东西时，总不时吃出几粒铁砂，那是打飞禽时用的子弹。
父亲和母亲很恩爱。母亲并没有显出是比父亲小10岁的娇妻，相反，她不但时时照顾父亲，在他艰难的时候陪伴、支持他，甚至在他被人欺负的时候还保护他。母亲在父亲面前唯一娇憨的表现，就是下班进家门后，端起父亲早就泡好的茶，一口气喝到底，然后用眼睛瞟着父亲，得意地往桌上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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