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南部边境军事对峙的时期，当时我在广西前线服役。
一天，一封皱皱巴巴的家乡来信，送到了阵地上。打开一看，歪歪扭扭写着这样几个字：
“儿，速寄一张两只耳朵的正面照片来。妈。”
母亲是一位几乎不识字的裁缝。看到这封信，我百思不得其解。战友们的一致判断是，家里要给我寻对象了。但那时候我才17岁，这件事尚不在家里人的考虑范围。即便如此，我还是择空匆匆跑到离阵地足足几十里的边境小镇，正正规规地照了一张带有两只耳朵的照片，连同刊登了我的作品的《法卡山一日》，寄回了家。
直到4年后，我第一次探亲，才破解了这封来信的谜底。没成想，那是个至今回忆起来都忍不住要落泪的故事。
那时候国境线上枪炮声不断，我的一位老乡，属于比较马虎的那种，刚到阵地，别人闻知敌情通报，都钻进了猫耳洞或坑道，唯独他一个人睡在帐篷里。夜晚，敌人悄悄摸上阵地，一发40火箭筒弹射过来，将他和他的床铺一起轰下了山。所幸，他的身体无大碍，但右手的小拇指却永远地失去了。手上有残，戍边军人当不成了。
战友退伍回家，很自然地去探望我的父母。听说我的战友从遥远的广西回来，左邻右舍挤满了我家不大的房间。人们问起我在前线是否危险，战友一不留神说了实话，摇着那只缺了小拇指的手，说：“我刚上去两天就这样了，他每天在山上跑，能不危险？”当他意识到说漏嘴的时候，母亲的脸色早就白了。
过了几天，老家开始谣传我被打掉了一只耳朵。可以想象，母亲是最后知道这个传说或谣言的人。
母亲一边给我写了那封她平生写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信，一边将信将疑地着手追查这个谣言的源头。她的办法是一个一个过问，说不出谁说的就是你说的，而你的根据又是什么？
母亲平日里助人的热心肠这时起到了作用。一个月后，这源头还真让母亲找到了，居然是一户和我家有些往来的人家。
那家女人说得也似乎在理。你儿子战友上去两天就受了伤，而你儿子长年在阵地上能不受伤吗？况且你儿子寄回的照片，咋都是侧面的？
我那时候年轻，照相时喜欢摆个姿势，没想到这种照法竟惹了麻烦。后来我才知道，很长一段日子，母亲每次梦到我，总会被少了一只耳朵的我惊醒。从那时起，母亲患上了神经衰弱，至今每天要靠吃安定才能入睡。
母亲得了来信，自然高兴得不得了，每当家里来人，总是有意翻翻那本书，其实是让人家看夹在里面的我的那张两个耳朵的照片。日子久了，连书的封面都翻烂了。岁月匆匆，南部边境早已恢复了和平，母亲也是70多岁的人了。但每次见面，母亲都会像我初次探亲那样，定定地望着我。我的鼻子酸酸的，我知道老人是在望我的那双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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