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许多多广州人一样，我对猪肠粉有一种特别的情结。上小学的时候，这种情结就已经开始拉紧了。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早餐极少听说有同学喝牛奶、吃酥皮面包的。同学中起码有十多人是吃不上早餐的。我的家境尚可，有早餐吃，但决不敢想象喝牛奶。我们时常想，喝牛奶的是地主资产阶级。
每天早上，父亲就给五分钱或一角钱我，让我自己去买早餐。五分钱有五分钱的花法，一般是用四分钱买一碟猪肠粉，剩下一分钱买一小碗白粥。五分钱硬币递过去，卖肠粉的人顺手便拿起一条长长的肠粉，右手操一把大剪刀，往碟子上熟练地“咔嚓，咔嚓”剪下一圈圈肠粉，完了，就飞快地往粉上舀上熟油、酱油，香喷喷的肠粉就可以充饥了。
如果发现肠粉给得少了，我们一班小家伙就会“报仇”，拼命往肠粉上舀辣椒酱。结果，辣得嘴唇红红肿肿，舌头都麻木了。长大以后很能吃辣，人家以为我有这种生活习惯，我都不好意思讲少年时候的这种“训练”。
一角钱也有一角钱的花法，五分钱买一碟稍大的、粉稍多一点的猪肠粉，一分钱粥，当然是稀白粥。剩下四分钱，可风光了。在学校门口，一分钱一张鸡蛋饼，可以买两张。再剩下两分钱可以买爆过的米，我们称为“肥仔米”，放到口袋里，想吃时吃一两粒．一直可以吃到放学。哎呀，那一天肯定是最风光的。
高中的时候，去郊区农村上学，城里往农村赶，几十公里路，要转三次车，还要步行约一两公里路才到学校。五点多从家里出发，到了沙河镇，在汽车站旁的小店里，匆匆吃上一碟猪肠粉，喝上一碗白粥，又匆匆赶路。如此这般，每星期一次，一过就是两年。
印象最深的是毕业后，留在学校工作，仍然要走这条路，但由于有了每个月三十五元五角工资，我们就高唱355！有了工资，吃肠粉往往可以吃两碟了，五分一碟，两碟一角，还有五分钱，可以买一碗猪骨粥。每次吃饱，走出小店，恨不得马路变成一个篮球场，其精力足可以打两场篮球。
三年后，得到学校的老师、职工们厚爱，推荐我去考大学。郊区教育局通知我们二十五人（每校推荐一人）考试，考好了才能上。经了解，我们这批人都来自学校，表现都得到群众认可，但推谁也不好办，名额就是五个人，推上来的达二十五人之众。考场设在沙河七十五中学，考一天，内容大致是笔试与口试。口试时最记得考官拿起一张南方日报，叫大家选念一篇文章。我小时候时常被老师抓去演节目，朗诵还可以，普通话也过得去，理解文章内容也有一点水平，三四个考官一边听一边点头。我心想，这怎么回事？怎么他们显得这样满意？反而十分焦急，心想他们是否早有人选，拿我们过过场。他们接下来还问了一些话，我都忘了。考完后我不走，听听下边的考生怎么念，一听，心中舒坦了不少。原来有些考生平时普通话训练得少，念起来结结巴巴的，文章听起来完全不能连贯。一边听，一边惋惜，但由于是竞争对手，只能是在窃喜之外加几分惋惜。
中午考完，下午还得考，中午饭自己解决。我一掏口袋，糟了，早上出门紧张，忘记带钱了。仅有一角不知什么时候剩下来的钱。吃饭，这点钱怎么够？不管如何，吃了有精神，一角钱就一角钱吧！然后走到沙河大街，挑一间最便宜的小食店，对师傅说：师傅，我仅有一角钱了，吃完了下午还要考试，能否来两碟肠粉，送一碗白粥？
师傅一言不发，盯了我一会儿，然后给我盛了两大碟满满的肠粉，一碗满满的骨头粥。哎呀，当时我心头一热。但阅历浅，竞不懂表白，说句“谢谢师傅”，就说不出其他美好的话了。考完试，考场中一个熟人都没有，我只能走路回家。从郊区的沙河一直走回市内的海珠区，到了家，已是灯火万家了。
那次考试，我顺利通过了，当然万分高兴，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大学录取通知，得意忘形，整个晚上都在发不着边际的美梦。但其中也想起沙河大街那一顿饱饱的猪肠粉午饭，内心充满了对那位不知名师傅的感激。当然，也包括了对当时郊区教育局那几位忘我工作、态度和蔼的考官。
猪肠粉可以勾起那么些回忆。广州人对猪肠粉的情结，许多人像我一样，其中会联系起许多故事，许多温馨，许多感慨。今天的孩子，许多不知道昨天的故事，他们以为一生下来就是如此，不知道四十岁以上的父母亲们，许多人都是靠稀白粥、猪肠粉当早餐度过童年的每一个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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